俄国社会如何看待中国

革命前对于中国的认识:俄国社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中国作为停滞的东方,与进步的欧洲相对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俄国还未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但中国向俄远东大规模移民的前景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为此,俄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政策以鼓励俄国人到东部地区定居。在对中国应采取什么政策问题上,俄国政府采取的是向中国领土积极渗透的方针。     

17～19世纪俄国人对中医的研究

医学是中俄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俄国人自17世纪便开始了对中国的医学理论、医疗体制、医学教育以及医疗方法的认识历程,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文章和研究论著。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组织权威专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进行了临床试验、药学描述和化学成分分析。俄国人搜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医典籍至今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和圣彼得堡大学等机构,成为清代中俄医学交流的实物见证。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国“盗人的贼”拐卖到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里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英、法、俄等国竞相在中国招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在华招工5万人,法国招工20万人。战争爆发后,俄国不但民用企业劳动力不足,而且军事工业也深感劳动力缺乏。因此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利用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开始在中国大肆拐卖华工,其人数远远超过英法各国。马克思在研究17世纪荷兰人的殖民掠夺时指出,欧洲殖民者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指出他们     

政治博弈中的西西伯利亚诸城俄卫贸易(1607-1653年)

俄卫贸易是沙皇俄国殖民东扩与卫拉特蒙古在时空接触后的一种必然交往行为.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俄国政府对毛皮产品和领土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作为“局部型社会”的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依赖畜群与空间移动的卫拉特游牧社会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占据支配权的西伯利亚俄属诸城在双方贸易中往往直接或间接伴有殖民政治需求,于是在贸易与“臣属”抉择中,俄卫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博弈.     

张斯麟：惟一风过列宁的中华民国官员

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俄国实行围堵,列宁寄希望在西方列强联合阵线的最薄弱环节——中国身上寻找突破,以求从西方列强的联合阵线上撕开一个裂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俄国政权被国际孤立的危险,消除俄国政府东西方同时受敌之危难困境。     

16—17世纪“布哈拉人”与欧亚内陆贸易网络的构建

欧美学界尝以为,自16世纪始,中亚于内陆国际贸易的重要地位趋于衰落,并将其影响因素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乌兹别克等部族的入侵,造成中亚统一帝国的分崩离析;二是受到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实际上,在16-17世纪,中亚的传统商业城镇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繁荣。其中,以"布哈拉人"为主体的商人群体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布哈拉人"作为一个泛化的商业群体,这一时期通过教缘与地缘关系,将中亚诸城镇、草原以及印度、波斯、俄国、中国连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欧亚内陆贸易网络。正是由于"布哈拉人"长期把持对远东贸易的控制权,从而迫使俄国政府自16世纪下半叶始,积极开拓西伯利亚新商道,以摆脱"布哈拉人"主导下的远东贸易体系。由此说明,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一、二百年间,中亚商队在欧亚内陆依然保持着自身的贸易地位。     

中俄北京贸易初探

在早期中俄贸易史上,北京贸易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贸易对两个相邻的大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北京贸易并未象恰克图贸易一样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因此,探讨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是十分必要的。从蒙古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关系就已经建立,当时俄国商人把毛皮、皮革以及其它本国产品运往北京,M·舍尔乌德在《通往中国的大道》一书中说。在北京的外国商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其中就有俄国人。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贸易关系并不密切,更多的只是偶然的现象。而且由于蒙古地区在一、工、六世纪的相…     

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

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康熙年间,文馆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队伍不稳定,语言水平也不高。从雍正初期起,文馆开始延聘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其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写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自道光年间起,有4位传教士团领班被俄罗斯文馆聘为教习,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他们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更多时候是将在文馆兼职作为为俄国政府探听清廷内情的机会或手段。     

1924年中苏复交述评

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标志着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是两国外交史上的转折点,是当时两国朝野关注的大事。 一 复交前的相互摸底 自本世纪起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的两大民族,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沙皇俄国政府鲸吞蚕食中国领土、巧取豪夺在华的种种特权利益,给中华     

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与英俄关系

近几年论述俄国对义和团运动政策的著述不少,俄军侵华暴行被揭露得颇为充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著述者大都认为俄国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主角”、“元凶”或“祸首”。我认为这一论点尚有商榷之必要。一1900年从5月底帝国主义列强酝酿发动联合侵华战争,一直到6月16日正式对华宣战,俄国政府尚未制定出对华政策,对于参预干涉义和团运动的规模仍然举棋不定。俄国当时在华主持具体干涉事务的是狂热     

关于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互赠图书问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沙皇向清政府索要中国图书,并指名索要佛教经卷中的丹珠尔经.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经卷800余册赠与俄国.几个月后,为答谢清政府,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共700余册俄国图书,由俄国第12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学员携带到北京.     

论清代中国东北与俄国贸易的变迁

有清一代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贸易大致可以分成自由交流、边境互市贸易、商埠贸易三个阶段;在贸易性质上,从作为外交关系的副产品转变为近代经济行为;在贸易规则上,由自发无序到法制有序;主要贸易场域则由边境蔓延至东北腹地.清代晚期中俄间的贸易始终是在俄国侵华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俄国为获益最大方.但中俄间经济联系的长期存在,对清代中国东北的开发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外销民俗画收藏

<正>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贯通,中国商品大量传往欧洲,使得中国商品对俄国人来说不再陌生。16世纪中国的器物文化便已为俄国宫廷所知晓,17世纪即有俄商来华贸易,中国物品成为俄国宫廷贵族猎奇的目标。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随着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引欧入俄被引入俄国,欧洲大航海时期由海路泊来的中国物品和中国知识也被间接地     

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

包税制曾经是俄国间接税特别是酒税的主要征收方式,是俄国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其长处在于使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管理成本低廉,这是沙皇政府支持包税制的主要原因。与其共生的腐败是俄国包税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该制度下形成的庞大腐败利益链与包税制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国大改革初期,社会舆论对包税制的抨击,包税制下腐败肆虐所引发的农民反抗,最终使包税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包税制的废除,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俄国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转移,消除了与该制度伴生的制度性腐败,标志着俄国旧财政体系的终结和新财政体系的建立。这一改革对于促进俄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

在近代中国与沙皇俄国签订的几个不平等条约当中,在陆路贸易问题上给予沙俄侵略特权最多、给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一个条约是《伊犁条约》(即《改订条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中俄两国曾就修订这个条约关于商务方面规定一事断断     

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前的军事准备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本世纪最早的一次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早在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由于俄国积极推行远东政策,日本加紧实施大陆政策,狭路相逢,已经有人断言日俄战争不可避免,俄国政府甚至预计到发生战争的时间在1903～1906年之间。俄日两国都对战争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军事准备。 俄国加强远东的武装力量开始于1885年,在远东针对日本的战争准备开始于1895年,到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

先向唐努乌粱海进行经济政治渗透,逐渐打下基础,然后在时机成熟时一举吞并,这是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领土唐努乌粱海时所采取的策略。本文从掠夺性贸易、非法采金、非法移民３个方面,详细论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俄国逐步向唐努乌粱海渗透的情况,以及这一渗透过程中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交涉、清政府对俄国渗透所采取的抵制行动,并分析了俄国渗透阴谋得逞的原因。     

中俄双边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1998-2011年中俄两国旅游与贸易数据为基础,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俄国出境旅游是进出口贸易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中国进出口贸易是出境旅游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俄国出境旅游对进出口中国贸易均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并对进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要明显强一些;中国进出口贸易对出境俄旅游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要略强一点。俄罗斯断面看,占中国入境旅游比对对华贸易依存度有一定影响;中国断面看,中国对俄贸易依存度对出境俄旅游偏好和占俄入境旅游比影响均较大。两国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性差异特征分析能为两国双边旅游与贸易良性互动发展提供相应参考。     

1917年前俄国商业银行的投资业务:最优模式探索

1890年为俄国商业银行投资业务的开端。19世纪80年代俄国工商业发展及国内投资环境改善是商业银行投资业务开展的先决条件,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公司投资业务快速发展,无担保有价证券业务犹如雨后春笋,至1890年俄国商业银行投资业务已呈现专业化特征。1899—1903年间世界经济危机对银行业影响颇为严重,商业银行的业务更是捉襟见肘,投资业务一度十分萧条,最终造成大批商业银行倒闭。为抚平经济危机创伤,俄国商业银行采取降低投资业务的比例、业务逐渐多样化等措施,同时俄国政府也采取相关补救措施,至20世纪投资银行业务实现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