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观、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竟陵派与晚明时代

晚明时代出现的著名文学流派竟陵派 ,集中体现了晚明的时代特征。其选评的唐及唐以前诗歌 ,由于带有明显时代特色而成为流行一时的文学普及读物 ;其所倡导的以“幽深孤峭”而体现的“灵性” ,则是晚明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特征的反映。但因其处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的晚明时代 ,故一定程度上带有“学殖不深”的缺点。清初士人对于竟陵的批评 ,系出于对明亡的总结 ,是对晚明时代的批评 ,而非单纯的文学批评。“五四”以后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竟陵派与晚明文学热 ,体现了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中晚明江南士人陆树声“自适”思想探析——以《适园杂著》为中心

江南士人陆树声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前期撰有《适园杂著》一书。该书所谓的“适园”命名体现陆树声对“适”的理解。《适园杂著》的序、跋以及《适园逋客记》一文以三人视角为切入点,认为园之界限在我“适”、追求达到善适与自适其适的状态、消解主客之辩,层层递进,阐释陆氏“自适”思想内涵。作为晚明文界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陆树声“自适”思想亦展现晚明江南士人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     

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土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究利病 通权变——《明经世文编》批注研究

晚明社会多为史家所关注,在于其政治上处于末世,而社会经济等仍在发展之中,而此则恰为社会转型之特徵。晚明松江府相对於全国其他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较为兴盛,然而面对着建州女真压境、军备目废、民生日困、民变屡兴的末世,松江士人对於整个社会也有着较多的思索。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介乎国体安危与华夷之辨之间——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态度辨析

本文以发生在万历末期南京和崇祯时期福建的两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为研究对象,将两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与同一时期士人反对天主教的文章进行横比,再以之与前後朝代官方反对民间宗教组织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纵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服从於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当政府认为其不危害社会时,可以容忍,反之则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是否文化异端的考虑。因此,虽然晚明政府对一个团体之社会价值的认定有很大主观性和偏见,但也不能认为晚明中国政府习惯於排斥外来文化和宗教。     

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也有为尽士节,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走进晚明 走出误区——读商传《走进晚明》

<正>晚明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时代,我在阅读晚明史料时,面对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纷繁事象,不免产生如坠浓雾的困惑感,曾写过一篇短文《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认为晚明的时代特征,似乎可用"变"与"乱"两字加以概括。但对于怎样"变"、何以"乱",却又觉得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读了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觉得那个时代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变""乱"相生并行,前人在评述晚明时代时,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不免有所轻重,甚至出现了不少"误读"。如老一辈学者多从政治方面着     

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辨

晚明松江士人陈继儒绝意科举,以坐馆谋生。晚年获得官宦资助,得以隐居山野,尽管与山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始终不游走谋利,在明人眼中基本是名士,甚少以之为山人。然至清代,却被视为山人。从表面看,这是因乾隆时期蒋士铨夸大了陈继儒世俗功利的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夸大了陈继儒隐逸山泽、忘却忧患的一面,但深层原因却是明清易代的政权更迭所催动的在野士人经世空间与学风、文风的巨大转变。这一事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与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而且反映出历史记忆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戒惧"心态与东林党人的政治悲剧析论

晚明东林党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 ,他们在道德修习上追求“慎独”境界 ,形成了“戒慎恐惧”的政治心态。这种政治心态具有“原惧”特点 ,对于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实际政治选择具有深层的影响。这就是促成东林悲剧的心态之源。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