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与《通志》

宋代兴化(今莆田),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叫郑樵。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著书,走上一条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通考》合称“三通”,为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其中     

20世纪以来“三通”研究述评

<正>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这三部书在典章制度方面用功颇深，在体裁体例、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三通”问世后学者多有关注和议论，相关总评常见于各类书目解题中。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中国史学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面貌。“三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论著，体大思精，内涵丰富，对其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把握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又能增进对“通史家风”发展演变过程的了解，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学界以往认为《寰宇通志》多取材于唐宋元地理总志,该说法并不准确。将历代地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后发现,《寰宇通志》并未查对过唐宋地理总志原书,有关内容均从《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中转引而来。再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可知,《寰宇通志》所用的方志主要来自明文渊阁藏书,即《文渊阁书目》中“旧志”“新志”所著录者,而极少采用景泰年间新征集的方志。明文渊阁原有方志或因纂修《寰宇通志》而被整体移至左顺门史馆,即王国维所称“别置他处”。厘清《寰宇通志》的史源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该书在保存明文渊阁藏方志、还原元明地理总志文本生成过程以及保留元人避忌改窜原文痕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从而凸显其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乾隆朝臣节评价的转变与《续通志》的“贰臣”书写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的一道上谕，标志着清廷对前朝臣节的评价出现了从以顺逆为取舍到以忠义论先后的重要转捩。以此为滥觞，乾隆先后指示编纂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和《国史贰臣传》,一褒一贬，以风励当朝臣节。同时，乾隆特别标出的“贰臣”名目与思路也被三通馆仿效施行在《续通志》的编纂中。《续通志·贰臣传》汇辑了由唐至明初七朝“贰臣”,发展了“贰臣”的涵义与标准，通过拣择、分类、考辨、评论等来凸显“贰臣”形象，以契合当朝利用史书纂修巩固统治的现实意图，成为清代“帝王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     

说六通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人在“三通”以外,加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做“四通”。还有人要再加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叫做“五通”。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     

杨准，汉安人辨

笔者初次知道杨准为汉安（内江市西）人,是读到《历史知识》编辑部编写的《四川古代名人》。该书“四川古代历史人物索引”说：“杨准,汉安（内江市西）人。字伯邳,东汉名臣①”。后来又在《四川通志》第142卷“荐辟”上读到“杨准,汉安人,以累世忠直荐拜尚书。此说有误,其根源还在常璩的《华阳国志》。     

清代双城堡地名的由来及其建制新考（上）

关于清代双城堡地名的由来及其建制时间,晚清庚子年（1900年）出版的《吉林通志》（下称《通志》）早有历史定论。《通志》卷十二·三十页记载：清“嘉庆十七年于阿勒楚喀拉林西北双城子地方,移驻京都八旗垦荒,十九年委协领统之”;《通志》卷五十·三十页又记载：“嘉庆十九年设双城堡,委协领一人,佐领二人,骁骑校二人”统之。《通志》在以上的记述中说明,     

“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

笔者曾写《“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载《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3期),其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原文大意是:(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说,“按《康熙通志》载,太祖赐水西土官普贵敕书,有‘惟尔贵州,僻在要荒’之文,是贵州之名宋世已有”;又《贵阳府志·沿革》说,“五代     

论太原龙山道教石窟的开凿

龙山石窟（图一）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元代道教石窟群,位于今山西太原西南20公里处,《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成化）山西通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太原府志》、《（顺治）太原府志》、《（康熙）山西通志》、《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太原府志》、《（道光）太原县志》等明清文献均有所记载。以上文献,除《永乐大典》外,均将龙山石窟主体的修建年代系于元贞元初（1295年）。但是石窟保存有五处时间明确的题记,覆盖的时间范围为：1234-1239年;三通有关龙山石窟修造主持者宋德方的元代碑铭^[1]则将此事系于1234-1236年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山西龙山石窟概说》中将其系于1234-1244年间,陈少丰认为建于1234-1239年间^[2]。     

对《内蒙古十通·绥远通志》的批评

得知《绥远通志》作为《内蒙古十通》之一出版发行的消息,笔者与许多关心内蒙古史志事业的同志一样,十分欣喜。笔者于史志之学本是门外汉,又非绥远当地人,浏览之后,却发现此书问题较多,心情不免沉重起来。笔者以为,这与编者《序》中所云历史要如实追记和《凡例》中承诺的“以葆入志资料的客观与真实性”相距甚远。如此,则所谓“确保志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现仅就《绥远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与编者商榷。     

高熊徵《安南志》版本之审定

清人高熊徵纂辑的《安南志》(又名《安南志纪要》),系采用万历《广西通志》或康熙《广西通志》中的《安南志》等有关文献纂辑而成,全书共一册,不分卷,内容完全,并非近年学者提出的“残本”,亦非缺失数万字的“旧志正文”。今传越南《安南志原·总要》之后的三卷内容,与刻本《安南志》无关,其归属如张秀民先生旧文所考。     

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

《八旗通志》曾于雍正、乾隆两朝两次编纂,后分别称为《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后书并非是前书的重版,而是另有新创。体例上有所调整,内容上有所增删,内容的下限时间从雍正朝延至乾隆。同时于行文中增加“案语”,使所记内容更为详准。从两书效果看,《八旗通志初集》有开创之功,《钦定八旗通志》有补阙拾遗之效,两部书可互为参校,成为研究八旗乃至清史不可或缺之重要史料。     

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郑樵的学术成就，在于《通志》一书。书中的“二十略”，被后人公认为是全书的精华。郑樵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多，而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理论，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校雠略》关于查找史料、注释文献、编次必谨类例的理论，《图谱略》关于书有图谱的理论，《灾祥略》斥妖妄、记灾异的理论以及《金石略》对于文献编纂理论的启示，略谈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读瞿林东著《史学志》

瞿林东《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华化通志》“学术典”中的一种。《中华化通志》以志的体例和旨趣,意欲勾勒中华化的整体面貌。其中《史学志》则致力于反映作为中华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     

史地名著名家释读——《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简评

按照1956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史研究规划,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负责整理中国古代地理名著。侯先生遂于1957年邀请顾颉刚、谭其骧、黄盛璋、任美锷四位著名学者,分别注释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四部地理著作《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汇为第一辑,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为《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下简称《选读》)。此书18万字,附有地图18幅,既阐发了原著的科学价值,又写得深入浅出,解决了当时青年学者阅读古代地理文献的困难,是古代地理文献研究的精品。因《选读》出版时间早,学界一直盼望再版行世,现在终于在初版46年之后,于2005年由学苑出版社重印。重印时,改正了原版的少许错字,如“深羌”依《元和郡县图志》回改为“生羌”,江西安德改正为江西德安,甘肃和县改正为西和县等。     

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

本文在比较国会图书馆、天一阁和东洋文库本的基础上判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是迄今所见存世最好的刻本。同时围绕和田清和司律义有关明代蒙古史研究的成就与缺憾,检讨《两镇三关通志》的史料价值。以明朝为正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是《两镇三关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的重要的制约因素。     

论阮元《广东通志·谪宦录》之得失

与前五部《广东通志》及谢启昆的《广西通志》相比,清道光年间阮元纂修的《厂东通志·谪宦录》在谪宦的体例、谪宦的类型、谪宦对象的确定、谪宦地域的界定以及对文献的考辨、补充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但对广东历代谪宦的收录不全却是该志谪宦录的严重不足之处。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一部编纂特色鲜明的省级简志——《上海通志干部读本》评述

《上海通志干部读本》是《上海通志》的简编本。读本秉承《上海通志》体例,简明系统地记载上海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学术价值的资料性文献。名亦读本,实为一部编纂特色鲜明的省级简志。其出版面世为新方志走向社会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发挥志书社会效益具有示范意义。其编纂实践为省级简志编纂提供借鉴。     

浅析清3部《畿辅通志》“星野”的因袭与创新

清代3部分别成书于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使“畿辅”地区的通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见证清代方志学的兴盛,其本身也各具特色,是方志学理论研究和现代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文献。3部《畿辅通志》中,常见于中国旧方志的“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与观点表达等方面,后者于前者有因袭,也有创新。由此引发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志书的认识与评价,也可略窥传统中国史地认知、哲学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