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浙地区栖流所的运营实态及其近代发展

清代的栖流所是以收容流民为职能的慈善组织,但其中又可分为不同类型,在职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视之.江浙地区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的栖流所,主要是作为地方社会应对胥吏滋扰的手段而出现的,其救助对象和救助手段均非常有限.但随着近代以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栖流所救助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救助手段也颇显积极,已开始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有清一朝,皖北行政区划调整分直隶州与府的调整、裁并与析增州县、佐贰官的移驻外署几种情况。雍正时,针对皖北凤阳一府辖域过大、人口众多和距统治中心遥远而难以进行有效行政等因,析凤阳府而设泗州直隶州和颍州府,并又以周围至广、民风刁顽和命案多发而分寿州增设凤台县;乾隆时期,由于水灾毁城等因,又分别并临淮县归凤阳、裁虹县入泗州,迁泗州于虹城;同治年间,鉴于淮北壤阔民悍和捻军之乱等情,作为善后举措,清廷分蒙城等4州县设涡阳。同时,为加强控制,在区划不变的情况下,清廷又将各级佐贰官移驻外派。     

清代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及其裁撤

布伦托海（今福海）是清代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区之一,地旷人稀,向不设官建置。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武装抗清和外敌入侵,清廷逐渐失去了对整个新疆的控制。社会的剧烈动荡,引起众多难民流向布伦托海地方,严重危及科布多地区的防备安全。为了安置和疏散流民,缓解科布多等地防备和物资供应上的压力,清廷特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处理有关事务,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换了几任办事大臣之后,还是出于种种无奈裁撤了该办事大臣。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其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者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者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无论从发展阶段、设置方式、举办形式,还是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存在着不同。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是在清朝势力不断向西北推进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西迁人口主要有官方移民、民间自发移民和绿营兵丁及其眷属三种类型组成,官方组织陕甘人口西迁的主要动力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转折,因时而异的移民管理体系为移民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至嘉庆末,迁入安西地区的陕甘移民及其后裔约10万人,迁入新疆地区的陕甘移民及其后裔可能接近或超过55万人,其中大约有六成左右的西迁人口不在官方户口统计范围之内。     

历史情势、突发事件与革命动员——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微观考察

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并非得到所有省区的响应,响应的地区也并非都得以成功夺取政权。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是各地革命动员程度千差万别使然。从微观层面看,在近代以来逐渐酝酿成熟的普遍革命浪潮这一历史情势下,江浙地区的革命者,准确抓住武昌起义这一突发事件所创造的有利历史契机,通过密集开会与有效决策、广泛联络已有革命队伍、策反敌阵营力量、战前动员与火线动员、妥善处理敌我两类不同矛盾、建立良好的战时后勤保障等革命动员手段或策略,并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灵活运用,最终得以起义成功,结束了清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命运。对革命微观层面运作机制(如革命动员)展开细致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相,并完善我们对于宏观历史情势的理解。     

清代中期苏松地区的地租与房租

在清代江南地区,土地租佃在农业经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而房屋出租也相当普遍。但是由于资料所限,学界对于房租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对于地租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有监于此,本文就清代中期江南的苏州、松江地区的地租、房租的问题（特别是对名义地租与实际地租、房租与房价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新的探讨,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促使学者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清代民国绥远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时空变革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清代吉林地区满语的使用及其衰微

吉林地区自康熙中期始,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道光以后,由于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满语逐渐衰落,最终被汉语所取代.但满语并没有消亡,它作为底层语言保留在东北地名和方言中,延续至今.     

清代科尔沁农耕的发展及其支持条件

清代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尔沁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文章通过复原清代科尔沁垦殖的出现及其扩展过程,总结出该时期科尔沁农耕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耕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诸影响因子。研究还表明:通过清代近200年的农耕,科尔沁从纯游牧地区演变成农牧并存区,但清代的垦殖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土地沙漠化。     

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

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地区,辖地辽阔,但驻地在江苏江宁府,而江苏巡抚驻地在苏州府,两地相距才二百多公里。江苏督抚同省而驻,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考量。两者权力相仿,地位相同,又各有专责,共担治理江苏地方的重任,因此,地方治理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双方是否各本虚公,坦诚合作。总体说来,有清一代,江苏督抚关系在共事中大体能够和衷共济,还呈现出几对堪称模范的督抚;当然,其间也夹杂着双方的权力争斗,甚至出现了督抚互参的重案。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赵尔巽与清季狱制近代转型研究简

赵尔巽的罪犯习艺所主张,其实与其长期在地方开办自新所或称自新习艺所的治理实践密切相关的,而非无根之水,更非效法西制。赵尔巽在任职地方创设的自新所,兼有惩戒、教化与施善的职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近代狱制理念有一定的暗合,但是却更多的是对清代中叶很多地方自新所的开办实践的借鉴与改进,不可不谓是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型。     

科学与人文融会的传统--读杨小明《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

科学与人文相互融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研究,对于今天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小明博士的著作《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即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的一部水平较高的著作。     

晚清汉学家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充,使汉学家成为影响近代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其中的重要学者,他们或任职朝廷,或为大吏幕宾,或掌教各地书院,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近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新事物的传衍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实际上,汉学家在近代各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不仅没有固执华夷之辨,且领时代潮流之先风,在历次大的社会变革中均有涉足。详究其中原因,首先,这与汉学的治学内容及其治学精神和西学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其次,晚清汉学家重新标举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提倡经世致用,有利于其投身于社会变迁实践。     

论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延续及其废止

茶马贸易是中原农业民族和周边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之间物物交换的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官营茶马贸易发端于唐代,兴起于宋代,在明代达到高度垄断,清初承明之旧,重新恢复和延续了这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制度。本文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着重论述了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恢复以及衰落并最终废止的状况,认为清代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其废止的根本原因。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

入清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呼伦贝尔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清朝先后两次向这里移民,第一次在雍正年间,第二次于光绪末年。两次移民对呼伦贝尔地区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本所探讨的虽然只是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但其中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问题,于今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清代学人论《抱朴子》

清代学人治学讲究实事求是、务求真解、学以致用,学风朴实.因此之故,清代学人对"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抱朴子外篇》普遍评价颇高,而对宣扬神仙学说、多显荒诞的《抱朴子内篇》评价很低.清代学人也注意到了《抱朴子》的文章风格与文学观念.此外,清代学人的治学观点、治学方法以及儒学思想对他们评价《抱朴子》也产生了影响.从清代学人对《抱朴子》的评价上,可以看出考据的方法与思想和义理有一定歧异.     

论清代的"呈请发遣"

清代的“呈请发遣”是指祖父母、父母通过鸣官的方式呈请官府惩戒违犯教令的子孙,官府听从家长意愿,通过国家强制力将不肖子孙远流离乡。“呈请发遣”以家长的鸣官亲告为前提,国家既尊重家长对不肖逆子的惩戒权,又给予他们鸣官的送惩权。这一手段使族内家长的自主惩戒权和国家权威相结合,从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清代的“呈请发遣”律例在制定和增改的过程中,虽力求根据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伦理思想进行灵活调整,但其仅依据一些违礼琐事便听任家长呈请惩戒的做法,使很多人遭受发遣充军之苦,从而使“呈请发遣”这一体现儒化法律的良法美意成了家长制的虐民帮凶。     

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border trading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shows th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Great Wall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ule other nations like Mongolian; the border trading markets in the Qing were more than that in the Ming, and the folk trading along the Great Wa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management about the border trading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embodi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structure and scale of border trading market and the mutual trading; the trading premise, the market nature, the market value for existence, and the market function of the border trading in the Qing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Chen Cheng from Qingshi Yanjiu 清史研究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2007, (3): 7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