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冯友兰晚年的一次会见

梁漱溟、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两个耀眼的名字,两人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年龄相近,冯友兰生于1895年,梁氏长他两岁;同为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旧人”,梁漱溟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入北大教印度哲学,冯友兰则在此前两年考进北大学习中国哲学;同为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一 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     

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因为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论"而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抻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嘉禾碑的联想

道光元年，济宁府汪泽民，自京城外放济宁任上已三年，急切盼望升迁。一日出城五里，有人（此人乃汪之心腹）跪于轿前，拦轿报喜。称稻田里生异稻一株，稻梗上并生九个麦穗，且个个硕大饱满。汪大人立即下轿，连滚带爬，对着九穗麦稻啪啪捋下手腕上的马蹄袖，面北跪于泥水之中。口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随从和村人说道：此乃国之异象，主大清朝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随即草拟表奏，又着人描图绘彩速报京城。新皇对嘉禾图深信不疑，目为祥瑞，颁旨汪泽民回京复命。汪升官离任前将嘉禾图刻石勒碑，立于府衙大门之外，石上并刻道光褒奖之词和汪之题跋。此碑现存于山东济宁市太白楼。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我叫"活着欢"(十九)

二十二、带着徒弟“闯江湖” 1975年下半年,事情说着就多了起来:筹备全国调演、参加调演、回来后参加全省示范巡演,接着是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一晃就到了 1977年夏天。当“生产”稍微上了一点正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忆王世英同志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吃的诱惑

当知青那阵,最亏的自然是吃。我们五男四女一个知青组, 落户在湖南沅江北部农村。那是洞庭湖边边上,能闻见湖水的腥味,门前的渠水从湖里流来,又向湖里流去。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 好像胀苞的禾苗,正吃“长饭”, 湖区的农活特别繁重,便常常感到一日三餐不得饭到手,放下筷子又能吃几碗。幸得政府关心体恤,吃新谷前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大米40斤,还有伙食津     

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并非笑话和假话的荒诞事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等一伙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和“高举”、“无限忠于”的幌子,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一些政治工作的内容泛滥到日常生活,使人啼笑皆非。     

"文革"后改换国歌歌词始末

1978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这是继1949年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阶段关于国歌歌词问题的议端再起。那时,有人认为田汉原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国情,而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     

几多坎坷几分光彩--记我的伯父胡家博

我伯父胡家博是著名学者、“大右派”黄万里的弟子,因为替黄万里辩护也成了右派,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专程采访了伯父,并在其《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和《追寻黄万里》两本书中都给了伯父一定篇幅。当然,赵诚关心的是伯父所了解的黄万里。但是我觉得伯父的一生,除了与黄万里的那一段关系外,也还有不少坎坷、不少光彩,尤其是在已近退休之年还为中国闯进伊朗水利设计市场,也是为中国水利设计首次进入国际市场立下了头功。他应当算是那一代与多舛命运抗争的很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吧!因“保黄”而成为右派1957…     

激情燃烧铸就红色瓷业——文革瓷器初探

引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景德镇烧制的毛瓷外流事件而掀起了一股收藏和买卖革瓷的热潮。毛瓷的价格在短时间内被炒作得一路飙升．景德镇当地从事瓷业的人员也纷纷仿制毛瓷。可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以后价格又一落千丈。许多人花重金购买的革瓷器．却一时因产品大量积压．导致非常被动的局面。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

1953年6月,我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局军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局军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在座的我认识的有林彪、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上级。先念同志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33年前,也就是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也在一些朋友中“传播”过。近年来,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让“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小插曲有更多的人知道。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也非易事。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     

文革初期的空军——访空军原副司令员何廷一将军

1966年6月6日,文革爆发不久,空军召开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会议未开之前,两位副司令员有所活动,其中一位给林彪写信告吴法宪,另一位则到叶剑英那里状告吴法宪。会前,叶剑英给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打来电话,要他过去谈情况。在这次全会上,吴法宪的开场白还没讲完,就被某副司令员打断,话筒也被人抢去。七个常委齐上阵,搞得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措手不及。何廷一对此颇感吃惊,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对吴、余当空军的军政一把手不满意,看不起他俩,要知道,他们中想当空军司令的大有人在。于是,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开得气氛分外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