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殖民地”的尺度：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论析

抗战胜利后,为逃避国民政府惩治,众多汉奸隐匿香港,内地与香港之间由此展开引渡匿港汉奸的谈判,广东当局借机启动在香港的肃奸工作。香港肃奸旨在彰显国家意志,维护民族正义,强化国民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影响。然而,肃奸人员卷入利益纠葛,加之港英政府态度消极,引渡谈判波折不断。愈演愈烈的肃奸风波引发港英政府强烈不满,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封闭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由此引发“国民日报事件”。事后虽经双方协商达成谅解,但香港肃奸工作遭此挫折一蹶不振,以致无果而终。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

一、战时的防谍肃奸工作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三种政权(国民党政府、中共抗日政权、伪政权)和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的局面。因此,战时对汉奸的惩治,主要是由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的。收买和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惯用的伎俩,并在实践中收到成效。早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及华北事变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中国。鉴于汉奸助敌之事时有发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惩治汉     

蒋阎如此惩汉奸

1946年国民党蒋阎政权曾在大同演出了一幕惩办汉奸的丑剧,当时我也在被惩办之列,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一想到此事,仍然使人感到啼笑皆非。 视汉奸为“功臣”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曾给日方充当过爪牙的大小汉奸都胆战心惊、朝夕不安。在大同地区,大汉奸害怕被惩办,小汉奸顾虑失业,一些血债累累的匪特则早已携带细软借机逃窜,情况十分混乱。不久蒋介石下令,命各地敌伪人员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移动,并声称国民党的方针是:“只论     

救国运动与“七君子”苏州审判案

上海救国运动与南京救国会的筹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又勾结汉奸,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又不断向关内发动进攻。1935年又勾结汉奸在华北地区策动所谓“自治”运动,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然后进一步灭亡全中国。     

刘永康 恰同学少年

他们曾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这个至今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地下抗日组织中,大多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学生。在炽烈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他们用嫩拙的爆炸和生疏的枪法来惩戒侵略者和汉奸。     

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本试从内因和外因方面作一下简要的分析。     

从日本驻澳门领事馆档案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外交部接收了大陆及澳门的日本使领馆全部档案,当时目的是为了审讯日本战犯及汉奸、满奸、蒙奸和回奸等。仅香港日本总领事馆的档案被港英政府接收。     

景梅九先生为抗日同盟军写《新军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1933年,又派10万日军分三路进攻热河.不久又以“以华治华”的政策派遣大汉奸热河省主席张海鹏与崔兴武、蒙奸李守信等率兵大举向察哈尔省进犯.4月28日,日酋小柳津指挥日军1000余人,与汉奸李寿山、崔兴武的伪军2万余人,并出动飞机十几架向察北重镇多伦发起猛烈进攻,阎锡山的战将赵承缓率部进行了抵抗,终因众寡悬殊,最后不得已而退出多伦.不久察北四县张北、沽源、康宝、宝昌等均沦入敌手.这样,便形成了“平津告急”、“华北危亡”的严重局面.     

郝鹏举投靠汪伪的结局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遗臭万年"。曾前后就任汪伪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的郝鹏与郝鹏举,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奸。前者是老牌汉奸,因年高体衰,办事不力,汪伪中央只得委派年富力强的新汉奸郝鹏举接替郝鹏(郝鹏生于1881年,年长郝鹏举22岁)。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汪精卫哭灵

1940年3月19日一大早,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大小汉奸数十人前往中山陵谒陵。祭堂里,汪精卫用浓浓的广东官话宣读了《总理遗嘱》后即兴发挥:“总理教诲言犹在耳,我等后死者未能遵行,以到山河破碎,人民生灵涂炭,总理陵寝被扰,实是我等罪过。”说着说着便泪如雨下,陈公博、周佛海等汉奸一个个咧开了嘴“哇哇”大哭起来,这帮叛国投敌的群奸俨然成了孙中山的孝子贤孙。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汪精卫越发来劲,像孝子哭母、寡妇哭夫般悲痛欲绝,直哭得前仰后合不能自持。哭了半晌,陈公博、周佛海实在无奈只得止住哭声,趋步上前劝说汪精卫:“汪先…     

战后青岛肃奸运动下的“运动”肃奸

抗战胜利后各地的肃奸运动陆续展开,青岛却格外"沉寂",大量汉奸逍遥法外。1946年8月,国民政府通令裁撤伪员。青岛"民间"对此意外地热烈呼应,抗战同志肃奸团等组织在9天内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肃奸请愿游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青岛肃奸运动中有明显的"运动"肃奸痕迹,地方权争在背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葛覃领导的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积极鼓动请愿,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则予以鼎力支持,给市长李先良造成极大的压力,青岛市政府被迫在短期内裁撤伪员。但这一举动并没有达到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的目的,反而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运转。     

抗战后惩治女汉奸的媒介话语解析——以川岛芳子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各地厉行肃奸运动。作为素称有名的女汉奸之一,川岛芳子受到关注。媒体不仅参与了其被拘捕、审判、行刑的过程,而且关注其性别身份的转变,将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认知融入报道,产生大量揭秘性、演绎性和批判性共存的报道。媒体报道形成了叙述女汉奸群体的特定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司法实践。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春联,上联是: "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 "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 "遗臭万年".……     

平津逮捕汉奸，一路哭声

【北平电话】平津开始逮捕汉奸,人心快慰,惟盼早日公开审判,并请人民代表参加,以申民愤。平津汉奸极多,现已就捕者为数有限,甚望继续逮捕,勿令一名漏网。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春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次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遗臭万年”。     

半截子汉奸——陶希圣

在共产党眼中,他是汉奸;在国民党眼中,他也曾是汉奸,但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在货真价实的汉奸们眼中,他又是“誓当杀之”的对象。自言“这一生,前一半是教授,后一半是记者”的陶希圣在读者的眼中,又会是什么?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