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婚姻关系是社会发生及组织之渊源,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最容易在其婚姻现象中表现出来。不同民族间 的通婚,既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也是民族融合的标志。唐代出现的大量入华粟特人同汉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鲜明 地反映出入华粟特人汉化的渐进趋势。本文以墓志材料为据,论证了唐代出现的这种现象及其特性。     

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

葬俗是一个民族最底层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最富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现象,因而也最能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民族之葬俗必定受到居于主导民族葬俗的影响,而最终被其同化,这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唐代入华粟特人从一个异域民族而转变为汉民族之一部分,在葬俗上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其具体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

中亚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力量,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沟通唐代东西方之间物质化交流的过程中,还沟通了东西方之间化艺术的交流,同时,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加速了粟特民族向东方的移民及其与汉民族的融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代之前民间中亚粟特人的入华

粟特地区(Sogdian)位于中亚阿姆河(Wxus)和锡尔河(Sir daria)之间,这一地区被称为古代东西方“明的十字路口”。由于特殊的地域优势,长期生活于此地的粟特民族被称为“商业民族”,并被认为是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在历史上,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化往来源远流长,但过去的研究多只关注它们之间的官方联系,各种古代史籍也主要记载官方交往。对民间往来则重视不够。尽管史籍缺载,但有充分材料证明,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民间往来。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民间商业往来,远远早于官方献所记载之张骞出使西域,并在此后绵延不绝,其规模与程度,也远比献所载官方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和繁荣。     

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

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自唐代初期开始,就有大量粟特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入华粟特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自秦汉以来就是连结东西方的枢纽,“华戎所交一都会”。进入唐代,随着中央王朝国力强大,加之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与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四裔宾服、万国来朝的繁盛局面。敦煌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多民族共处的商贸城镇。中亚粟特地区以经商为业的昭武九姓胡人多居于此。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曾对P·3559号《天宝十载差科簿》所载“贰佰伍拾柒人从     

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正>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人华逐渐达到高潮,他们在东行的丝绸之路沿线不但留下了足迹,而且形成了聚落。20世纪以来,在中国境内自西向东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重镇与政治、文化中心陆续发现了超过百座的入华粟特人墓葬,分布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甘肃天水地区、宁夏固原与盐池地区、陕西西安及邻近地区、山西太原与汾阳地区、河南洛阳与山东青州地区、河北大名与北京地区。     

从入唐蕃人的姓名汉化看井真成其人姓名

唐朝雄壮的国威,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空前的兼容并蓄及其开放性,高度繁荣发达的封建经济吸引了众多的蕃人入唐。他们或在唐朝廷内部为官,或做生意,或进入寺院学习。据妹尾达彦先生对唐长安的人口研究中,指出簿籍所载的     

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死亡观研究——以葬具图像的解读为主

Miho、青州和史君墓围屏石榻或石椁上直接表现丧葬仪式的图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入华粟特人葬俗和死亡观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和图像资料。结合粟特故地、丝绸之路及其它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资料与中外历史、宗教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入华粟特人死亡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犬视尸毒到事死如生;从善恶二元观到钦瓦特桥审判;圣火与善神崇拜;灵魂不死与天国享乐。     

从现存石刻看福州风俗

福州现存的不少摩崖题刻和碑刻,反映宋代以后的各种福州风俗,有修桥铺路,其中也附带为父母、自己、妻子祈福的石刻;爱惜字纸,戒杀放生的石刻;建庙纪念的石刻;大旱祈雨的石刻;诅咒报应的石刻;以"南无阿弥陀佛"为代表的佛教祈祷石刻;歧视妇女,溺女石刻;辟邪的石敢当碑;乡规民约碑、罚戏碑;禁止乞丐、麻疯人入乡碑;地方官发动春耕时迎土牛的"乞土胜地"碑等等。这些石刻文物,留存今日已不多了,只能消失,不会增加,所以加强保护、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从永陵石刻看唐五代妇女服饰

永陵棺床东西南三面有名的浮雕“二十四伎乐”,其中乐伎22名、舞伎2名。其身之服饰非常写实,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唐五代妇女服饰的特征。众伎乐身穿圆襟上衣,长裙。裙带束扎成花样,飘垂于前。袖系于臂,袖口极宽大。臂间加束做成如意水云纹裥褶,前端翻飞。棺床南面的舞伎和乐伎的服饰比其他人更为华丽,头冠也更加讲究。整部石刻伎乐虽为静止状态,但却风采尽现,神韵毕露,表现出一种演奏过程中动态的美及鲜活的生命韵律,无愧于千载艺术绝笔。     

对“图像程序”的重新认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所表现的共同主题

粟特人墓葬的围屏石榻与石椁壁上的雕刻图案,以表现宴饮、狩猎、出行的场面居多,其中一些较为通用的图案如出行图、宴饮图等存在于每一座墓葬中,应该说它们是粟特人墓葬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能够反映入华粟特人宗教信仰、精神与物质生活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

北京,这一有着悠久历处的古城,历代以来遗留下不少极有历史价值的石刻,它们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些石刻在以往的时代里,特别是解放以前近几十年中,长期地遭受到被掠夺、摧残以至破坏的命运。解放以来,原有的以及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新的石刻都得了妥善的保护,仅北京图书馆巳访拓的石刻就达三万件以上(未访拓的尚有两倍),为北京历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现将其中较重要的材料简介于后: 一中国石刻的最早标本——"石鼓" 石鼓是珍贵的国宝,自唐初在陕西凤翔附近发现后,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经五代变乱,又復散失。宋初,迁入凤翔府学,徽宗赵佶把它迁到汴京,先放在太学,后来又搬到保和殿。金人破汴,又把它和其他     

从数则昭通入志史料看资料准确性与志书存史价值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存史,就是要保存真实的历史,如果史实不准,不仅存史没有意义,而且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可以说,入志资料的准确性是志书存史的根本所在。资料不准,就没有存史的价值,因此,在地方志编纂实践中,核准资料和史实极为重要。     

从档案史料的记载看清代典当业

在我国,典当之业起源较早,《周礼》云,地官质人,掌稽市之书契,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这是典当之始。《后汉书·列虞传》也记有:“虞所赉赏,典当胡夷”。这就是说,以物为质之事,已见于秦汉以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据《南史·甄法崇传》载:“法崇孙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苧,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苧还,干苧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     

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以粟特人与回鹘互动关系为中心

744年回纥汗国代突厥第二汗国而兴,标志着漠北地区进入回纥/回鹘化进程。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与回鹘,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呈现频繁互动乃至深度融合,推动了回鹘族群的熔铸和成型,北方草原文明也推进到以尊奉摩尼教为突出特点的回鹘文明时代。但是,粟特在与回鹘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亦时有不谐与矛盾,回鹘内政的动荡和对外(唐)关系的紧张以及漠北回鹘汗国的败亡,其辖境内的粟特人也难辞其咎。     

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反映的深刻意义——祆教艺术和中原礼制艺术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一些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土的石质葬具上带有明显的中亚祆教因素,反映了远离故土的粟特人在中原的生活风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情况。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石质葬具明显地具有中原文化传统,是受到了中原礼制艺术的影响,反映了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情况。     

略论粟特人与龙家的关系

略论粟特人与龙家的关系陆庆夫在考察龙部落由焉耆迁人河西的活动时,我们看到,龙家势力在河西曾经强大一时,对归义军政权及其他部族都形成威胁,是举足轻重的雄番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敦煌资料中留下的龙姓人氏并不很多;相反,倒是有一些粟特人氏被冠以“龙家...     

从档案史料看土默特煤炭租税收入

土默特,自有清以来作为内属旗,其财政"自收自支"性质一直到民国从未改变。土默特财政收入主要靠本地区山林矿产等。其中,煤炭租税是土默特财政最大收入项,始终为土默特赖以生存的根基。与此同时,土默特煤炭租税又成为统治者想尽一切办法加以限制、掠夺的对象。民国年间,绥远当局抢夺土默特旗矿山的事件屡屡发生。作者根据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珍贵历史档案,探讨了土默特煤炭租税收入项目相关情况。     

岑仲勉教授对石刻碑志等史料的考释——以唐与朝鲜半岛关联石刻等史料为中心

岑仲勉教授(1885-1961)20世纪前半期活跃于中国史学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他研究领域广博,涉及隋唐史、中西交通史、黄河变迁史、古代姓纂谱系、西北民族等。对此,学界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然而,岑著中有关中古石刻碑志,特别是唐朝东北边疆,以及对石刻碑志中涉及唐与朝鲜半岛政权交往的诸多人物事件的研究,学界至今却鲜有论及。鉴于此,探讨岑教授对石刻碑志的考析,发掘其中涉及的唐代东北边疆乃至朝鲜半岛人物事件,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