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

天津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事件,也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战和问题上的第一次摇摆。但迄今为止,对天津谈判的研究仍属寥寥,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在禁烟运动中态度强硬的道光何以同意与英军谈判、采取“羁縻”政策?就性质来说,这种“羁縻”是否就是妥协投降?确立这一政策,道光与琦善等人各起了什么作用?“羁縻”政策对后来的战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总体对外方针的研究,从而对清政府如何由抵抗转向投降作出科学的说明。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英国政府凯觎香港由来以久。１８４１年１月,中英广州谈判尚无结果,英方即出兵占领了香港。中方不予认可,广州谈判告停。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大战争。到１８４２年８月中英在南京重开谈判时,清政府已无讨价还价的资本,割地赔...     

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连同原有广州在内的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等五个口岸对外通商。自此十余年间,中外贸易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很快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使上海在近百年间踞于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经济史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     

关于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贸易的两个问题

一、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的态度 目前流行的各家著述一般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认为:“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又如《中国近代史》一书认为:清政府“实质上是允许鸦片走私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观点,其基本依据主要来源于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因此,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检查一下     

盛宣怀与中葡广澳铁路合同谈判中的选商

1902年10月中葡互换关于中葡铁路公司建筑广澳铁路照会,葡萄牙政府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不同意清政府在澳门设立海关分关,1903年10月再次派白朗谷为全权大臣,与清政府重新进行中葡商约谈判,并签订以商办为宗旨、以均股平权为核心内容的广澳铁路合同。铁路合同签订的前提是中葡双方派出各自的商董参与谈判,葡方较早派出商董伯多禄,但中方商董的选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盛宣怀先后在澳门华商、香港华商中物色合适人选,颇费周折,最后选定粤商林德远参与合同谈判。盛宣怀选商困难的原因在于：确有实力之华商难得,且身份复杂,他们顾虑在中葡合办铁路的机制中利权得不到应有保护,“虑葡商专权”是当时华商的基本心态。盛宣怀等人第一次尝试在一条铁路线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真正建立起商办体制和中外商民合办机制并非易事,近代铁路建设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由此而得到充分体现。     

中日早期招商局借款考

1877年前后,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交涉。为筹集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款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曾经向日本探询借款之事,日本也派人到上海与其谈判。双方虽然有过几次会谈,但在抵押品、利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此议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然而这次短暂的谈判却非常特殊,它不仅是招商局的首次对外借款交涉,还是近代中国的首批实业借款交涉之一,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隆科多案”与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

＂隆科多案＂原本是清政府内部政治斗争,但隆科多是清政府派往边界谈判的首席代表,＂隆科多案＂中雍正将隆科多撤职是导致清政府谈判失利的直接原因,对于清政府来说,《布连斯奇条约》本质上是一个失败的条约。     

十三行闽籍行商家族联姻初探

<正>广州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清代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是一批活跃在清代中晚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是经清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群体,以出色的商业才华拓展海洋商贸,加速广州发展成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期对外贸易的中心,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创立了辉煌业绩。从清康雍乾时代到道光年间一百多年间,广州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闽籍行商:如泰和行颜亮洲、同文行潘振承、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等。他们在十三行的     

葡萄牙与《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的签订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是近代以来中葡两国草签的一个重要条约,葡萄牙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曾采用各种手段,以期从法律上确认对澳门的占领,清朝谈判官员的昏聩,使葡萄牙人几乎实现了他们在几个世纪里梦寐以求的目的。只是清政府在换约前提出修改条约的主张,才使其努力功亏一篑。本文依据中葡双方的档案史料,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这次修约交涉中企图侵占澳门的险恶用心和卑劣手法做一概括说明。     

“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的产生

1838年底,经过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辩论后,清政府确立了严禁政策,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这标志着清政府领导的禁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清政府的这一政策对禁烟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它表明清政府开始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侵略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但是,在有关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研究中,对这一政策的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表现之一就是把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与清政府的政策割裂开来。一些论者把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实行的以“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视为林则徐的创造,认为林则徐来到广州后,经过调查研究。才提出了这一方针,并认为从“必以重治吸食为先”向“首贵杜绝来源”     

陈炯明杀人禁赌

从秀才到大都督陈炯明(1878-1933年)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历史人物,其原籍为广东惠州府海丰县人,前清秀才。清末,清政府在广州开办了一所法政学堂,陈炯明从家乡赴广州应考,被该校录取。当时该校监督(校长)夏同和,是位开明     

金登干与中国清政府外债

学术界很重视赫德在清政府筹借外债中所起的作用,而很少注意赫德的得力助手金登干。金登干作为近代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是参与英国争夺清政府外债的直接经办人,有力地促成了英国成功夺取清政府的多笔外债。从金登干这个角度,可以更深刻地阐明西方列强通过控制近代中国海关干预中国事务的历史事实。     

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形成沿革考析

日本近代文官制度,是近代天皇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其它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比较,有其不可忽视的特点。因此,这是日本近代史和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形成的研究,牵涉面较广。但笔者认为,应该着重于官制特别是它的最活跃因素——人,即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和运转者,从事国家管理的人材。基于这一认识,     

清政府对朝鲜的第二次贷款

清政府对朝鲜的第二次贷款曹力强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国家财政窘迫不堪的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争相向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贷款。然而,１８９２年１０,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却向朝鲜进行了第二次贷款。本文主要利用档案...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特别是清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问题,当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谋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学术讨论会综述

“保守”与“激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1990年代以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发了接连不断的讨论。然而,这一课题较为复杂,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整个近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国内外要闻

1日清政府以国子监司业徐世昌、外务部员外郎唐文治为商部左右丞。1日马其顿:据报道,严重的饥荒使4万人无家可归。3日因中国拒绝,中俄撤兵担保条件谈判停止,俄决定与日本交涉。3日科罗拉多:长达8周的罢工使矿业生产遭受250万美元的损失。6日日外相小村与俄使罗善举行第一次谈判。6日台湾南投厅南北山胞互斗,死伤百余人。8日是日为驻东三省俄军退兵第三期,俄军不如约退兵。8日清政府商约大臣吕海寰等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等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13款,续议内港行轮修补章程10款画押。8日朝鲜:俄国军舰到达釜山。9日清政府批准工部侍郎盛宣怀奏折,…     

同文异彩 百年沧桑——广州同文馆创建150周年纪念

正位于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朝天小学,前身是清政府于同治三年(1864年)创建的广州同文馆,可谓羊城最古老的一间具有现代意义的官办学校,而且是广东历史上最早的外语学校,对华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百年沧桑,风云变幻。老建筑虽已淹没,然而,广州同文馆习西文西学,拓中外交流之道,为广州近代教育史、文化史、外交史写下辉煌的一页。今年是广州同文馆成立150周年纪念,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国学教育、素质教育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