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乡炭河里周城考

炭河里遗址是位于湖南省宁乡市的古代聚落遗址。因为20世纪以来炭河里一带陆续出土大量的商周青铜器,21世纪初该遗址出土大型聚落的时候,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在对该遗址的陶器类型学、地理环境进行讨论后,得到了下列几个结论:第一,在沩河流域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20公里范围内发现的各遗址很可能都属于以炭河里遗址为中心、互相联结的大遗址群;第二,通过分析炭河里出土陶器,可知该遗址的年代处于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第三,炭河里出土的不少商式陶器,其形制、纹饰保留着二里冈期至殷墟一期前后特有的特色,而且不见殷墟末期至西周早期商式陶器所见特色;第四,如有位学者所说,炭河里应是宁乡地区青铜器的铸造、分配中心。     

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

洛达庙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部的洛达庙村东北的丘陵上,西临贾鲁河,东有金水河。遗址面积约三万平方米。地势为北高南低(图一)。为配合遗址所在地的基本建设工程,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前身)曾于1956年至1958年期间,对该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现将三次发掘资料报告于后。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经过     

湖南及邻近地区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

湖南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文化归属和来源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伴随多个重要遗址的发掘,炭河里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其分布范围与集中出土青铜器的沩水流域重合,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本文从辨析炭河里文化的青铜器出发,发现湖南及其邻近地区出土的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实际上属于两种年代相继、特征不同的青铜器群,进而具体分析了各器群的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历史背景。     

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

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新砦遗址迄今已进行了三次发掘,前两次的发掘结果已分别发表了简报[1]。2000年4～7月,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本次发掘地点位于该遗址梁家台发掘区的中部和东部,共布探方14个,发掘面积达324 7平方米(图一)。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一地层堆积因发掘区中部和东部的地层堆积差别明显,现中部以T1东壁为例、东部以T6西壁为例,分别介绍其地层关系。(一)T1东壁(图二)第1层:地表层,为灰色疏松粉沙土,厚5～10厘米。第2～7层:出土明清至唐宋时期瓷片,属晚期堆积,厚8…     

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

宁乡炭河里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西周时期城址的发现和确认,是近年来南方地区商周考古重要的发现之一。本文通过出土陶器和遗迹的年代对应关系判断,该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使用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不早于西周晚期,是湘江流域西周时期某一支地方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者说是西周时期独立于周王朝之外的某个方国的都邑所在地。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有密切关系,属于同一个古代政治或文化共同体。     

新疆尼勒克乌吐兰墓地发掘简报

<正>2013年,为了配合新疆尼勒克县胡吉尔台乡环境治理项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范围内的墓葬和遗址(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此处被称为"乌吐兰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墓葬17座,祭祀遗址3处。现将此次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位于西夏陵园北端的建筑遗址,是1972年调查中发现的。近年曾多次踏察。1986年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1987年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现将遗址调查和第二次发掘情况报告如下。调查西夏陵园位于贺兰山山脉中段东麓,东距银川市25公里。陵园南北长10、东西宽4公里,面积约40平方公里。遗址位于陵园北端,西南距2号陵约1500米(图一)。     

湖北浠水县社屋山遗址调查简报

2010年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文物保护一浠水忠三湾遗址考古发掘期间,组织队员对遗址附近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社屋山遗址由于当地村级公路修建,已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公路一侧断面上暴露有明显的遗迹现象(后确定为灰沟,编号G1),该遗迹中所填灰土含炭烬较多,吸水性强,更由于上半年阴雨连绵,断面遗迹内的     

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

1973—1974年,凤翔姚家岗出土了三批春秋时秦国的铜质建筑构件(见《考古》1976年第2期),我队即在该地进行了普探,在姚家岗高地的西部,距虢凤公路148米处,发现了一处建筑遗迹。1976—1977年,我们进行了两次发掘,初步判断该建筑遗迹为春秋时秦国的凌阴遗址,现简报于后。两次发掘共开5×5探方十九个,揭露面积475平方米,遗址面积为280平方米。遗址堆积可分六层(图一):第一层为农耕土,厚0.60——0.90米;第二层为唐宋堆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

钱山漾遗址最早由慎微之先生于1934年发现。1956年和1958年原浙江省文管会对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2005年,为配合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博物馆联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发掘表明,钱山漾遗址是一处经先民们反复营建居住形成的台型遗址。土台的营建和使用主要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是一处属于太湖地区青铜文化-马桥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而土台营建使用的前三个阶段即该遗址的早期堆积是一种目前在太湖地区还处于探索和认识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由于钱山漾遗址早期堆积文化面貌、性质和上海“广…     

重庆云阳佘家嘴遗址2003年度发掘简报

重庆云阳县巴阳镇巴阳村佘家嘴遗址是三峡工程淹没区内的一处重要古文化遗址,厦门大学考古队于2000￣2003年连续四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其中2003年度(春季)承担1000平方米的发掘任务。依据2002年度发掘状况及三峡淹没区二期(巴阳     

扬州唐代寺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扬州是我国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都市。这个城市经济的繁荣,通过1975年的发掘,得到了实物证实。1974年以来,曾陆续发现了一些佛教遗物和一处寺庙遗址。1977年我们进行了部分遗址的发掘,大体弄清了它的时代关系和有关范围,进一步证实了唐代以来扬州的佛教是十分兴盛的。1975年在扬州师范学院进行第一次发掘,1977年在扬师进行第二次发掘(图一、二),现将有关发现和发掘情况以及我们的初步看法,简要叙述如下:     

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第三次发掘

社山头遗址,位于广丰县城东南约10公里的五都镇前山村罗家自然村北500米处的一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1983年和1991年,省文物考古部门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1995年秋冬,为了配合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田野考古实习,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依照前两次发掘的线索,此次发掘布方于两次发掘点之间;同时为了避免以后发掘布方的重复,采用第一象眼布方法,在遗址西南角虚设一总基点,将前两次发掘探方包含在第一象限之内。探方紧邻第二次发掘东侧,编号从T1511开始,横坐标依次为T1511、TI盯l、T1711…,纵坐标…     

南方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的吴城遗址,1973年发现,同年开始发掘,至今已有32个年头了。作为1974年秋季吴城遗址第三次发掘的参加者,我是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读完《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的。该报告共分5章17节。第一章概念分为两节分别介绍了吴城遗址所在地区的     

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

禹县瓦店遗址是1979年进行颍河两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后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同志进行试掘,获得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1981年由省文物研究所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1982年秋又作了第二次发掘。现将试掘及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江西樟树筑卫城建筑基址试析

正樟树市(原清江县)筑卫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城址。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和江西省、樟树市文博工作者,在筑卫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上层为商周文化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地层。1977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和省、市博物馆又组织人员进行了第二次科学考古发掘。2011-201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对筑卫城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在第一、二次考古发掘大探方     

湖北秭归何家坪遗址发掘简报

何家坪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镇楚王井村11组。1996～200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三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三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至明代墓葬5座、灰坑3个、窑址1处,出土了陶、石、瓷、银、铜、铁等不同质料的文化遗物百余件。该遗址年代跨度长,遗存特征比较典型,是三峡地区一处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     

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

<正>2012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选址及推动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调查时,发现了铜绿山四方塘遗址。2014年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发掘了春秋时期墓群[1],现将本次发掘主要考古收获简报如下。一、墓地位置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办事处泉塘村熊家湾西侧的大岩阴山(铜绿山矿Ⅶ号矿体)北麓(图一),现隶属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用地范围。     

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

白元遗址位于伊川县城西南约7公里伊河东岸的台地上(图一)。遗址面积南北约500米、东西400余米,大部分被现在白元村所压。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八月,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我们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紧挨白元村南边开探沟2条,探方10个,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共发现灰坑37个,房基4座,墓葬12座,并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等文化遗物,现将这次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曾先后出土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而为世人所瞩目,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和性质诸问题,长期都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法解开的谜团。近年来宁乡黄材盆地炭河里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宫殿基址和贵族墓葬,这无疑是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也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论文作者向桃初先生多年来一直主持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掘,本文开篇就是在简要介绍炭河里城址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基础上,展开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诸多问题的讨论,论文思维缜密,层次清晣,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作者在论证炭河里城址是西周时期的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都邑前提下,进而认定宁乡铜器群同属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湘江流域出土的一批商代晚期青铜重器,是在商末周初时为周人所逼的殷遗民南下带来的。湘江流域和四川广汉、江西新干不同,在商代晚期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湘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为标志。等等。作者根据炭河里城址的新发现,提出的上述这些问题和思考角度,对于中国南方地区乃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深入研究都有一定参考意义。当然,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正如作者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尚有待时间和考古材料的验证。但是,我认为,作者把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青铜器群和同一时空内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探索,这应是研究青铜器的正确之途,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