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的"苦中作乐" ·朱家(氵晋)的"文艺生活"

苦中作乐 王世襄既是著名文物鉴定家,又是于竹刻、鸽哨、葫芦,以及烹调美味等无一不精的"京城第一玩家".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四大员"集于一身,老学者张中行有评语赞日:"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     

"鸭司令"周巍峙·"大力士"萧乾

“革”中期,曾任化部部长的周巍峙带着年仅7岁的儿子周月下放到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他的夫人王昆随东方歌舞团到部队劳动,住在张家口地区;     

王震在“文化大革命”中(二)

正天安门主席授命1969年党的九大上,王震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便随农垦部到了江西永修"五七"干校。正当盛夏,王震接到周总理电话。原来是,中侨委"五七"干校驻在血吸虫病比较猖獗的地方,总理知道后很不安,专门打电话叮嘱王震:"胡子,这件事派你去解决,想办法换个安全地方。"王震立即赶往进贤县,和县委有关负责人一起赶到中侨委干校,立即向干校军代表和有关领导传达总理指示,研究搬迁事宜。没想到军代表不同意:"下放锻炼嘛,就应该在这个艰苦的地方锻炼。"王震一听就火了:"侨委的     

王世襄 人舍我取 敝帚珍之

京城的人都视王世襄为“玩”家。王世襄1914年生于一个官宦世家,高祖官至工部尚书;父亲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闲时尤喜占玩;母亲金章亦出名门。父母从小就为他特聘老师教授古汉语、经、史和诗词。从小学起王世襄被送到美国人创办的美侨小学去读书,直到高中,他因此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41年,王世襄获得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文博大家王世襄追国宝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建国后在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职称后评定的第一批研究员。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个世纪末,曾经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本世纪出了一个钱钟书;下个世纪可能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出不了一个王世襄。这主要是因为很少有人像王世襄那样融入他的时代、交往的人群和民间的游艺之中,并一一详细生动地记录下来。时代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所以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王世襄了。当然以上只是他成就的一个侧面。此外他还有许多有关美术…     

我与蒋介石的一段忘年交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重庆的历史名人。抗战时期曾任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大金融家,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家喻户晓。康国雄本人也有传奇经历。抗战期间,蒋介石喜其顽皮可爱, 每次在别墅山间散步都会找他陪同,还请他去家中吃饭玩耍,让蒋纬国陪同,这种交往持续了二三年。“文革”中康国雄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抄家、下放。     

田汉之子下放·萧三之子喂猪

下放 1968年严冬,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含冤病逝.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他的遗物只有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临终前,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事后才通知他的儿子田大畏,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却吓得连骨灰都不敢去取,因为通报消息者对田汉的判词是:"罪大恶极!"尽管"文革"之初,田大畏迫于政治高压也参与过对父亲的批判,但仍被视为"田汉的孝子贤孙"而受人白眼.第二年秋天,田大畏辞别患有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母亲安娥,下放到咸宁干校,当了一名"五七"战士.     

追思老领导卢伯明

惊悉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委卢伯明同志去世消息,这是继我们市府外事处老领导梁于藩等同志之后,又一位我们党的革命先辈永逝了,不胜悼念,追思丛生。1959年初,我调任梁于藩同志的机要秘书,他手把手教我熟悉业务,学习机要工作的政策原则。60年代初梁调离后,卢伯明从嘉定县委书记任上调来主管领导外事处工作,直到"文革"动乱,机构撤销,1968年大家下放市直机关干校。     

五七干校述论（二）

"新事物"与旧思潮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我与蒋介石的一段忘年交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重庆的历史名人。抗战时期曾任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大金融家,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家喻户晓。 康国雄本人也有传奇经历。抗战期间,蒋介石喜其顽皮可爱,每次在别墅山间散步都会找他陪同,还请他去家中吃饭玩耍,让蒋纬国陪同,这种交往持续了二三年。“文革”中康国雄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抄家、下放。[编者按]     

忆湖北省“五七干校”三团二三事

<正>我于1971年8月离开位于沙洋七里湖的省"五七干校"已整整37个春秋了。但对干校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情景记忆犹新。对昔日宣传队队员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情同手足的深情难以忘怀。初到干校1969年夏,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五七指示》精神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1968年冬,广东省宣传系统大批干部被从广州市陆续下放到英德县黄陂,广东省宣传战线黄陂“五七”干校宣告成立。 干校学员来自新闻、广播、出版、党校、社会科学系统等单位,其中包括秦牧、黄秋耘、刘逸生、黄文俞、许实(即微音)、杨奇等知名文化人士。他们从广州市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王世襄的“苦中作乐”·朱家溍的“文艺生活”

王世襄既是名物鉴定家,又是于竹刻、鸽哨、葫芦,以及烹调美味等无一不精的“京城第一玩家”。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央史馆馆员、国家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四大员”集于一身,老学张中行有评语赞曰：“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     

『司务长』杨德炎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曾任我国驻西德大使馆一秘、驻瑞士大使馆文化专员,后任新闻出版署外事司司长。1970年春,他下放向阳湖时,才满25岁,是咸宁干校年龄最小的“五七”战士之一。     

风风雨雨五十年--忆诗人胡天风

我和诗人胡天风是患难之交,因为我俩是在“革”期间的“牛棚”中相识相知的。此前,我在武汉市联工作,他在市化局戏剧研究室。“革”伊始,我俩都进了“牛棚”作为批斗的对象关押。我俩同劳动,同陪斗,又是同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打进“地狱”最底     

"末代皇帝"参观井冈山趣闻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监狱服刑改造后于1959年得到特赦,被推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为了让赦免人员看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周恩来总理批示:"邀请北京的文史馆员们去南方参观游览。"参观团的成员有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还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康泽、沈醉等人,由全国政协派人带队,新闻记者随团采访。     

诗风词韵诉心声——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别样生活

1969年5月,中共九大刚开过,陈伯达除留下六七个人负责《红旗》编辑出版工作外,把其余的工作人员,包括已解放和尚在被审查的领导干部,如胡绳等,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连带家属,都赶到在石家庄市郊区的红旗杂志社"五七"干校继续搞运动     

难忘的黄湖农场四年（下）——纪念共青团中央干部下放劳动30周年

八、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胡耀邦同志于1969年4月下放到共青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1972年2月初回北京探亲。经批准此后便留在北京,一是学习,二是治病,三是写检查,没有再回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