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羊子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20公里处的安居镇。自1975年以来,这里先后发现过三座西周墓葬,出土有多件"噩侯"铭文铜器。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鼎、簋、尊、爵4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单鋬尊铸有铭文"噩侯弟■季"~([1]);1980年,这里的一座墓葬出土鼎、簋、卣、尊、爵等18件西周早期铜器~([2]);2007年,羊子山M4又出土27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有8件"噩侯"器和2件"噩仲"器~([3]),M4的墓主应为一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

本文通过对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铜器的考察,判断其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吴亡之后,墓中出土的九件铜鼎并非为一套列鼎,而是由箍口鼎、兽钮子母口鼎、三环钮子母口鼎等多套鼎制组合而成,是东周时期十分普遍的礼制变革现象。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应在三鼎规格,且主要使用鼎、簠、缶的基本礼器组合,同时从铜器铭文、其他随葬品和丧葬习俗的角度综合考虑,墓主人应为楚国番县贵族而非吴王夫人季子。     

卷首语

1996年4月,在湖北蕲春达城乡发现一处西周铜器窖藏,出土方鼎5件,圆鼎和斗各1件,时代属西周早期。5件方鼎保存完整,上有铭文或徽记,内容相当重要。据本期发衰的李学勤《谈盂方鼎及其他》一文中的研究,认为盂方鼎铭文内容与商王之一的文帝母日辛有关。本期刊发了这处窖藏的发掘简报。湖南宁乡过去多次发现商周铜器,     

楚鼎铬文考释与屈原辞赋记实辨析

屈原辞赋含有寓意深刻的记实性。我们从研究湖南常德市德山1958年出土的“正阳”鼎和桃源县三元村1985年8月出土的“阳王鼎”的铭文涵义里,又得到了新的启示。这两件楚式铜鼎的时代均属战国中期偏晚,由于铭文系刀刻,因此铭文?刻时间当稍晚于铸鼎年代。刀锋犀利,字迹清晰。     

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

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简报见本刊11期),这批铜器共五件,出土于一个西周窖藏中,计:鼎一、段一、甗一、盨二。两件盨的大小、形制及纹饰均相同。五件铜器中,只甗和盨有铭文,而以盨的铭文最为重要。两件盨的铭文是相同的,每一件盨的器、盖铭文又相同,只是行款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

甘肃省礼县大堡于山秦公墓地,近年出土“秦公”铭文铜器甚多,已知者有：1．纽约拉利行秦公壶一对;2．礼县所出而由上海博物馆修复的壶一件;3．礼县公安局缴获器十余件,我曾得见其中二鼎一;4．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回收四鼎二;5．据闻香港坊肆尚有秦公器约百件。对这批铜器及     

商大禾鼎与古代农业

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的商大禾方鼎是一件很重要的铜器,《文物》1960年10期发表了高至喜同志《商代人面方鼎》的文章。大禾方鼎来京展出也非一次,数年前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时即看到了它。长期以来,我对其铭文和花纹是有看法的,认为它和古代祈祷丰收和祭祀农神有关。文章写了好多次,但总觉得还不够成熟,最近在工作中观察了一批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贮贝器等铜器,又参照了云南省博物馆写的发掘报告和一些同志写的有关文章,对我有所帮助和启发,于是更加坚定了我写成这篇文章的信心。大禾方鼎的铭文和花纹很值得研究,我     

安徽滁州章广出土春秋铜器

<正>1993年,安徽省滁州市章广镇常山村出土一组铜器,现收藏于滁州市博物馆。这组铜器共7件,包括鼎1件、鬲2件、甗1件、缶1件、剑1件、削1件。该组铜器系偶然发现,出土现场被破坏,埋藏情况不详,但可确定为同一地点出土。这是江淮东部地区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成组铜器,该组铜器风格多样,较为少见。除鼎、鬲各1件著录于《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1]外,其余诸器尚未刊布,现一并介绍并略作分析。鼎1件（滁州0276）。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

膳夫山鼎是解放前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北岐山一带的一件西周铜器,因为该鼎铭文所载历日、年、月、月相俱全,且为长篇铭文,因而其确切年代归属问题就成为学术界迄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本文结合各位学界先贤的意见,从膳夫山鼎的形制、铭文书体、铭文内容中关于“膳夫”这一官职的演变、西周礼仪制度的演变诸方面入手,和同时代的器物作类比,并结合文献资料,从而判定膳夫山鼎当属于周宣王时期器物。     

茂陵从葬坑出土铜器度量衡刻铭试析

1981年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对陕西兴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发掘简报已在《文物》1982年第9期发表。出土铜器中有十六件刻有记重、记容铭文,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资料。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大概始于战国,也见于秦统一之后,而在西汉时风气尤盛。零星出土的器物不计算在内,就目前所见,成批出土的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     

西鼎考

<正>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兴平汉墓出土的铜鼎,鼎耳外侧竖刻铭文两行,左侧为"九斤十五两",右侧铭文暂不识。王亚庆认为此鼎系西汉中期之物[1]。细审此鼎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鼎耳右侧的铭文,实际上应是"西"字,故此鼎可命名为西鼎。西鼎敛口,鼔腹,圜底,近似于椭圆形,其造型在西汉时期的鼎中并没有类似者,相反倒是与咸阳塔儿坡墓葬出土的三十六年私官鼎[2]及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战国嵌金银卷云四瓣纹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山东长岛召开第六届年会,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在一篇题为《湖南出土战国秦汉铜器铭文补记》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件楚国铜量的铭文,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看到这一宝贵材料。去年,周先生在《江汉考古》1987年2期上又发表了《楚(尹阝)客铜量铭文试释》,吸取裘锡圭、李学勤、林澐、李家浩等多位学者的意见,对铭文做了很好的考释,但阅后感到有些问题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散伯车父器与西周婚姻制度

1960年,陕西省扶风县庄白大队农民割草时发现一青铜器窖藏,于1971年6月将这批铜器交给国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批铜器共19件,计:鼎五、簋八、壶二、盘一、匜一、勺二。”铸有铭文的器物有散伯车父鼎4件;散车父簋5件,铭文相同,形制略有不同;(益帚)叔山父簋3件;此外有弦纹鼎1件、瓦纹匜1件、回纹盘1件、夔纹柄勺2件。本文仅就散伯车父器铭文所涉及到西周时期的婚姻制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斧正。散伯车父鼎,立耳,浅腹,腹底近平,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193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经初步整修去锈,发现三件器上铸有铭文。其中一件鼎盖内有铭文五行,共四十四字;肩部与盖同铭,环绕二周。根据铭文可知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浙江境内出土,实属罕见,这为研究春秋时期浙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

眉县出土的27件窖藏有铭铜器中,逨盘、逨鼎尤为重要。逨盘铭文清楚地指出,逨的父亲供奉厉王,而逨受时王册封,任职虞林。逨鼎铭文记述逨任职虞林,因治理林泽及伐戎有功而被擢升。可知先盘后鼎之顺序。学者结合器形纹饰确认逨盘、逨鼎是宣王器。两组纪时逨鼎铭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或”这个人名,此史官见于寰盘。可知寰盘与逨盘、逨鼎都属宣王。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西周晚期推步历法的基本情况及月相纪日的用法和作用,考察了《史记》的宣王纪年和厉王、宣王的纪年铜器。     

哀成叔鼎铭考释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们在洛阳玻璃厂发掘清理的M439号春秋墓中,出土有哀成叔鼎、豆、(钅和)三件有铭铜器。其中,哀成叔鼎的腹内有阴识铭文八行,五十四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样的长篇铭文在春秋战国时期颇为少见,故此鼎出土后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同志都著文进行考释,使鼎铭的内容大体上得以通读。但是,对这件鼎铭的释文、人物和鼎的年代诸问题,各家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现将我1973年草     

李三孤堆楚王墓铸客类铜器新论

李三孤堆楚王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战国晚期楚国王室墓葬,出土有72件带铭文铜器,其中以带有“铸客”或“铸器客”铭文的铸客类铜器数量最多。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经全面梳理国内外文博机构所藏铸客类铜器,共统计出42件（套）,其中有6件铜器铭文中虽无“铸客”或“铸器客”词组,但在造型、纹饰或铭文写法上与铸客类铜器存在紧密关联,亦可纳入。结合楚简和楚国玺印材料对铸客类铜器铭文进行分析和考证,铸客可能是地位高于冶师与佐的掌管铸造的楚人职官,其所铸器物的使用/保管机构大多为与饮食相关的内府机构,服务对象为楚国王室成员。     

新发现之战国铜器与国别

新出《殷周金文集成》第四、五两册所收皆为鼎,其中有几件战国铜鼎,旧未著录,铭文拓本皆第一次刊布,对研究战国文字、职官制度、地名等颇关重要,作者留意战国铜器分国有年,兹就其中国别可以考定者,论证如下。第一器已有同志论及,但所释地名与平阴国别均属不确,特再论之。又第五册有享陵鼎,国别属魏,我已专文讨论,已在《文物》1988年11期发表,故不再赘。一、(寻)(阝)平阴鼎盖此鼎盖现藏浙江博物馆,1952年由浙江文管会征集,未见著录,出土时、地皆不     

山东枣庄徐楼村东周墓出土宋国青铜铭器考--兼论春秋时期滥国

山东枣庄徐楼村2座东周墓葬(M1、M2)共出土青铜铭器8件,其中M1出土6件,M2出土2件。根据铜器铭文内容考证,M1出土的3件青铜鼎和2件青铜铺是宋共公固嫁其女儿叔子于滥国国公宜脂所作的媵器。M1、M2为夫妇异穴合葬墓,M1墓主人为宋共公固的女儿叔子,M2墓主人为滥国国公宜脂,这2座东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滥国的地望、滥国的发展历史以及宋、滥两国政治关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