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2004年4月28日在南昌的演讲

江西省物考古研究所樊昌生同志在三年前就邀请我到江西来．一直抽不出时问,这次受国家物局委托到景德镇调查有关物保护事宜,借此机会．我从赣东北看到赣中,走了8个县、市,昨天到达南昌。樊昌生所长要我作个演讲,和江西朋友进行学术交流,事前没准备,     

大运河申遗往事

在2014年6月22日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八年来我有幸见证了大运河申遗的经过,并且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潘汉年主持上海政法工作二三事

1952年7月,我从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任教育干事。全校有10个班级,每班级大约200人左右。这个学校,为上海市各区各部门培养审判员、书记员、派出所所长、民政助理员、供销社主任直到商店售货     

东北三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联席会议综述

2008年11月10日—12日,第八届东北三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联席会议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会议由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主办,参加会议的主要有辽宁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及丹东满族研究所的所长、负责人和科研人员。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军同志莅临本会并做了专题报告,辽宁省民委主任包玉梅同志出席了会议,副主任赵佐贤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何晓芳同志主持,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所所长都永浩、吉林省民族研究所所所长马万学、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所长何晓芳、丹东满族研究所所长燕声东先后就本所的基本情况和科研成果做了汇报,并且围绕民族研究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新机遇,东北三省所长联席会议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阐述了各自观点。东北三省的四个民族研究所都成立于80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它们的建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们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而进行的。今年是改革开放第三十个年头,四个民族研究所抓住机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民族研究领域的科研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近几年,东北三省的研究所承办了多个国家、省级学术会议,有多项课题...     

拳拳赤子心 悠悠故乡情——访著名法学家刘海年

这篇访问记,很是出乎意外。前不久,为了探询法律方面的一个疑难问题,记者冒昧地闯进了我国法学研究的最高权威机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无巧不成书,接待的人竟然是所长,所长又是河南老乡。这位热情、和蔼、文雅的老乡又是我早就读其书、慕其名,难得求见之人...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应有的宽宏和科学态度——由毛泽东批准陈寅恪任学部委员说起

《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的《刘大年忆郭沫若》一文,讲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建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一所请郭沫若兼所长,二所请陈寅恪任所长,三所请范文澜当所长。当时,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由     

渤海上京城考古研究的又一最新学术力著

正癸己年仲春时节,一个偶然机会,缘于工作原因我拜访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适逢李陈奇所长向我推荐所里最新出版的《渤海上京城考古》(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我欣然接受,将其带回家来,因手头学术工作较忙,没来得及读,便搁置了。日后我突然想起此事,赶快翻开细看,此书居然让我爱不释手,我用了一个下午时间一口气读完。由于我一直从事隋唐渤海史研究工作,有关渤海研究的论著论文看到的就多些,那些作者我也熟悉。对于本书的作者赵虹光,虽认识     

缅怀尹达先生忆往事

<正>1983年7月1日,我刚从食堂打饭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林甘泉所长找我说尹达先生昨天病重住院,家属已经陪护一夜,让我与先生的几位学生轮流到医院替换家属。我匆匆吃完早饭赶到协和医院,高岚师母简单讲述了先生的病情,把主治医生、护士长、护士介绍给我就走了。我在病房静静陪伴先生三个小时,以为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替换回所了。不想就在这时,先生突然呼吸急促,我赶忙找来护士长、主治医生。他们一边抢救,一边让我联系家属、单位领导。     

在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会上的讲话

我是2001年年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中央让我去接替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职务,而当代所是由社科院行政代管的一个单位,为了要进一步密切社科院与当代所的关系,所以同时任命我为副院长。到了社科院后,院党组又让我分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工作。这个指导小组也是国务院委托社科院代管的一项工作,组长过去是李铁映同志,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社科院的新院长陈奎元同志。指导小组本身是个非常设机构,成员有30多人,大部分     

麦积山石窟的首次考察

1952年9月底结束了炳灵寺的考察之后,冯国瑞先生与赵望云处长、常书鸿所长商量,决定利用考察炳灵寺的人力,紧接着再考察天水麦积山。大约是同年10月3日,我随常书鸿所长乘天兰路通车典礼的列车,与西北化部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志们同赴西安,在西安进行考察准备工作之后,大约10月中旬到达天水。     

同傅高义先生谈《邓小平时代》

今年年初我赴美国纽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同志的建议下,前往哈佛大学拜访了目前仍在热销中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先生(2006年,李捷同志和我接待过他)。当我叩开傅高义先生家门,这位学术大家温文尔雅的形象,便再度映入我的眼帘。有"中国先生"之称的     

古丝道与腾冲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我参与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是迎接古丝道上的来宾,并接受其采访。4月1日,印度音像公司史迪威公路摄制组一行记4人,风尘扑扑来到腾冲,他们是经我国外交部批准而来从事这一友好活动的,陪同而至的有云南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佳女士和所长助理、翻译郭穗彦小姐,地县外办领导及工作人员。他们到腾冲的第一个活动即是访问有关专家学,在接受采访的二人中,笔即为其中之一,对方知道我是搞史志工作的,临时给我出了一题,即腾冲历史及与印度的友好活动,能涉及经贸的更好,讲话只能是二分钟,为此我做了如下介绍：     

北齐徐显秀墓发掘记

2000年12月1日,太原市物考古所李非所长来电话,称太原郊区王家峰村委会梁春生报告,他们村东梨园里的“王墓”被盗,让我和周健副所长前去调查。     

深切怀念满学大师金啟孮所长

老所长金啟孮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几个月来,金先生的音容笑貌却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一个长长的画廊里,有一组组活动着的镜头,一位老人始终在里面忙碌着,从开荒整地做起,播种,施肥,浇灌,耕耘……一路下来,一片荒原渐渐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苗圃。这个苗圃,就是我们的研究所。这位老人,就是一代满学宗师金啟孮所长。     

江苏籍两院院士（二十一）——植物学家周俊

周俊,东台市人,1932年2月出生,历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现为该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名的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家、药用植物化学家。     

一次空前的学术盛会——第三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侧记

历时三天的第三届中国天台山化学术研讨会在天台国清疗养院举行,来自国内十几个省市和美国、日本等近百名专家、学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名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孔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原所长、名教授黄心川,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副组长、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卿希泰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博士生导师牟中鉴教授,以及天台乡友、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高汉,华东师大外语系     

贺子珍庐山见林彪

外公毛泽东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贺子珍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 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贺子珍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睦邻友好 共同发展——专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

今年夏天,笔者在哈尔滨有幸见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季塔连科先生,他愉快地接受了我就中俄友好关系问题的采访,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