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镜铭文的史料学价值

汉镜铭文的史料学价值杨爱国早在四十年代,铜镜收藏家梁上椿先生就对汉镜铭文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在其所著之《岩窟藏镜》一书的《概说》中专文谈及汉镜铭文。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有铭汉镜的不断出土和旧藏铭镜的日渐公诸于世,汉镜铭文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大陆的周世荣...     

汉镜铭文种类

铜镜是古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具,在中国历史上沿用了数千年之久。汉代是使用铜镜最为普遍的时代,传世和出土的汉镜种类多样,铸作精良,纹饰繁缛,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汉镜上每每铸有铭文。仅《历代著录吉金目》采录的传世汉镜铭文就达600条左右,加上历年来发掘出土的有铭汉镜,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可以说,汉镜铭文数量之多,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铜镜都无法比拟的。汉镜铭文长短不一,少者一字,多者达百字以上。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习尚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笔者粗略疏理,较具社会历史价值的     

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

考古发现在隋唐墓葬中有随葬隋唐以前铜镜的现象,结合唐代文献可知,这些早于唐代铸造的铜镜应是唐人所言的"古镜"。"古镜"不仅神异、珍贵,在社会活动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影响了隋唐时期铜镜的花纹设计。从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几乎都为汉镜的事实可知,魏晋南北朝留下来可资唐人借鉴的铜镜资源较少,所以隋唐时期复古风格的铜镜绝大多数是针对汉镜的仿制和创新,并且这一过程从隋至初唐起至晚唐从未中断。但是,唐人对"古镜"的年代、铭文及花纹认识皆不明确,这也造成了唐代工匠及道教术士假托古镜创造新镜的可能性。     

汉代镜铭之吉祥语

汉代铜镜是中国铜镜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制作工艺精致,镜背的纹样、铭文题材的多样化,特别是铭文,字形篆隶兼备,内容与社会、民俗密切联系。汉代镜铭的吉祥语内容丰富,就文辞区分,常见吉祥类、长寿类、富贵类、安乐类、子孙蕃昌类、官秩类以及家国类吉语七种类型。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镜铭吉祥语承载了丰富内涵,折射出汉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既表现了人们祈福长寿、富贵等普世幸福观,同时又反映了汉代人特定的民俗文化和社会追求。汉镜的铭文研究是汉镜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从清代开始进入金石家的视野,20世纪上半叶考古实物整理渐成气候,下半叶骎骎然为专门门类,当今用力最勤无疑是邱龙升先生了。吉祥语之入镜铭,始于西汉,长铭绕镜一周尚有馀韵,短铭如"见日之光"一类,汉代之好尚,跃然镜背,其语尚见于今日祈福之用。由此可见,考古发掘获得实物,揭示文化内涵才能现其灵魂。     

由汉镜铭文的试读到《诗经》文义的试释

汉镜铭文中有"令名之纪七言止",以往学者均将"止"读如字,本文则主张将"止"读为"始",并纠正了《浙江出土铜镜》中对一面含有类似铭文汉镜的释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诗经·大雅·公刘》篇中两句有疑义的诗句进行了试读,提出了新的见解。     

从绍兴传世的尚方御镜试探新朝山阴的尚方铸镜作坊

绍兴地区有传世的6面"尚方御镜",其制作年代约在西汉晚期至新朝时期。根据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尚方御镜"的比较分析,发现其在铭文、内容及纹饰上均存在着显著区别,这可能与语言、习俗等地区文化的差异有关。再结合绍兴出土汉代铜镜中的铭文等相关资料,认为传世的"尚方御镜"应为本地铸器,并在此基础上推测新朝山阴一带设有尚方铸镜作坊的可能性。     

20世纪初至今商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概述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以后,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有铭铜器,其中绝大部分出于河南,尤以安阳为最,其次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亦有大宗出土（参拙文《全国出土商代有铭铜器概述》,《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这些有铭铜器出土情况明确,器物组合清楚,学术价值较高,为进一步拓展商代铜器铭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西咸阳出土的拜占廷金币辨析

1993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刊载：1988年,陕西咸阳国际机场贺若氏墓(621年)中出土一枚拜占廷帝国的金币,这是近年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第36枚金币,与其它地区发现的金币相比,此枚金币没有剪边,图案与铭文都比较清晰(图一),对进一步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聊城宋代铜镜铭文辨释

《文物》1986年第6期《山东聊城地区出土的铜镜》一文,介绍了一件宋代吉祥铭文镜,铭文的释文是有错误的。     

鲁方彝与西周商贾

1981年,在陕西岐山县流龙咀村西出土鲁方彝盖,有铭文五十字。铭文虽不太长,但对认识西周社会经济有重要关系。感谢岐山考古界同志,这件珍贵青铜器最近已在《考古与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方彝只存盖,高29厘米,盖及钮上均有扉棱,饰饕餮纹。盖内铭文分六行,字间有方格范痕,释读如下:     

茂陵从葬坑出土铜器度量衡刻铭试析

1981年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对陕西兴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发掘简报已在《文物》1982年第9期发表。出土铜器中有十六件刻有记重、记容铭文,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资料。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大概始于战国,也见于秦统一之后,而在西汉时风气尤盛。零星出土的器物不计算在内,就目前所见,成批出土的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     

也谈强家村西周青铜器群世系问题

陕西扶风强家村西周青铜器群发现于1974年12月,虽仅7件,但包括了著名的师 鼎、师望鼎、即簋、师丞钟四件有铭文青铜器。因其铭文相互关联,被证明为同一家族所有,非常重要,因此一出土就受到考古和古文字学界的密切关注,资料公布之后,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分类研究。     

马鞍山地区馆藏汉至两晋铜镜的分类及特点初析

马鞍山地区馆藏汉至两晋的铜镜十分丰富,类型有蟠螭镜、博局镜、日光镜、连弧纹镜、禽兽镜、神兽镜、变形四叶镜等,基本涵盖了该时期的铜镜类型。文章通过对马鞍山地区馆藏汉代至两晋铜镜的纹饰和铭文进行分析,总结出其铸造时代多集中在汉末和东吴早期以及出土地点较为集中在雨山区和金家庄区的两大特点,并通过这些铜镜的纹饰对比,初步探讨其铸造地点分别为浙江会稽和湖北武昌。     

论新发现的魏信安君鼎

一九七九年六月,在陕西武功县浮沱村一座秦人墓葬里,出土了一件有铭战国铜鼎,有较大的历史意义。按武功地区历来多有青铜器发现,浮沱村过去曾出有商代器物,此次又掘获铜鼎等器,可知当地在古代是相当重要的地点。《考古与文物》昕载罗吴同志论文,已对这件鼎作了详细讨论,现试提几点补充。正如罗文所指出,浮沱村这件鼎的形制和铭文体例,均与战国晚期的卫国平安君鼎相似。其铭文字体为所谓六国古文,所     

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

扬州是汉唐古城,故城遗址在今扬州市区西北蜀冈上,"城周十四里半"(《后汉书·郡国志》)。解放后,在汉广陵城遗址及其附近,发现了许多零散汉墓;遗址东南的萧家山、华家山,西北的甘泉山一带,发现了汉墓群。这些汉墓大多有铜镜出土,少则一面,多则三面。其中带铭文的铜镜主要有"日光"镜、"清白"镜、"清明"镜、"昭明"镜、规矩铭文镜、画像铭文镜及双重铭文镜等。     

随县出土铜器铭文考释

继隨州市擂鼓墩曾侯乙之墓发掘以后,仅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间,先后在湖北省隨县诸地,文有五、六处青铜器出土。其时代早至商代晚期,下限及于战国,这些铜器造型十分精湛,并铸有铭文,《考古》82年第二、六期,《文物》82年第十二期分别发表了这些资料。读后,发现简报铭文尚有未释字和考释可商报之处,又见于《文物》82年第六期《湖北隨县刘家崖、尚店东周青铜器铭文补释》一文,对上述部分铜器铭文提出订正意见,读后也觉仍有可商之处,笔者适有机会,参观了随州市博物馆所藏上述诸器铭文,现将墓一孔之见简述于下:     

考古时，如何判断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在考古工作中首先会遇见的。总的来说，如果出土物上有铭文等判断年代的依据，那较为简单，而对于没有这些信息的考古发现，我们需要做两种年代判断：一种是相对年代，即要解决同一处遗址的出土物谁在前、准在后的问题；另一种是绝对年代，即要搞清楚出土物距今多少年。     

“行人”考释

近年来,伴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各地宋金银锭的出土层出不穷。这些银锭的问世不仅对于古代银锭、古代货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这些银锭大都刻有文字、针有戳记、符号,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制度,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出土与传世银锭中,有相当数量的宋金时代银锭上刻有“行人某某”的字样,可称为“行人”银锭。兹选择部分有明确纪年或较典型的银锭铭文昨列如下：一、四川双流县出土的南来银锭：①1．铭文：南平军发庆元二年夏季经总银二十五两专库张回回天库官邓行人滥林嵩看重二十六两六株2…     

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年代考

1979年,安徽望江县团山乡同心村出土了一件八卦铭文镜。对其年代,学界目前有南齐、南唐等几种观点。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综合来看,此镜应铸造于唐乾元元年(758年),铭文所谓"建元元年"实是"乾元元年"之讹。     

唐李贤墓出土的鸟兽纹铜镜

1972年在陕西乾县发掘的唐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一件有铭文的鸟兽纹铜镜,该墓的发掘简报中未作报道。镜厚胎平缘,半球形钮,钮座双线方格内饰莲瓣纹,主要纹饰为鸾鸟、凤凰、龙、麟组成的鸟兽纹。其外有楷书铭文一周:"鉴若止水,光如电耀,仙客来磨,灵妃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