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女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及完善措施的建议

当前中国人口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男女性别比失调不仅影响到未来婚姻的平衡和家庭的稳定,而且也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国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06(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分因素特征和贡献率估计

文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因素特征和贡献率。结果显示,城市和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下降;一孩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显著增大,二孩的影响明显下降;人口大省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仍然较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连续升高的趋势。基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新态势,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的策略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对青海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

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会对今后家庭、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危害。本文分析了青海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状况及其危害,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对青海出生性别比整体性升高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后期,青海省出生性别比呈整体性急剧攀升之态势,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成为人口结构性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积极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尽快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势在必行。     

西安高陵坡底秦墓的人口学特征

坡底遗址是关中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处秦人墓地,通过对墓地出土的154例人骨标本的人口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154例个体中,性别明确者91例,鉴定率为59.09%,年龄段明确者127例,鉴定率为82.47%;坡底居民的平均死亡年龄为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30.29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29.73岁;死亡高峰为壮年期(51.18%),其次为青年期(24.41%)和中年期(18.90%),不见老年个体。秦国长期征战导致关中地区大量男丁入伍应该是坡底居民性别比例失调(性别比0.596:1)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我国北方地区古代居民年龄组数据的分析,坡底居民的死亡高峰提前到了青年期和壮年期,这或许是战国晚期秦人生存压力较大,寿命普遍较低的一个缩影。     

刍议抗战前后晋西北根据地人口性别结构变动

抗战以前,晋西北人民因生活贫苦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制约,人口性别比偏高,性别结构极不合理。抗战以来,晋西北根据地总人口性别比基本平衡;分年龄组性别比呈下降趋势,而青壮年性别比偏低。这种激烈变动的原因：一是受战争的影响,男子参军、从政、死伤较多;二是为了抵抗日寇和推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针对当时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不合理的实际状况,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妇女儿童、宣传男女平等、推广医疗卫生、普及文化教育等有效措施,使人口性别结构较战前发生了较大变化。     

动向

重点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在全球最严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2.85,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     

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空间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与此地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但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的政策影响,亦即与因清政权结构的特殊性而外城实际成为首都全体日常性社会服务区域有关。清末新政受日本、欧洲影响的市政系统中的妓女、乐户许可、登记注册以及身体检查等规定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公娼"的存在,并在既有妓院分布范围内进行区域限定。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处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     

1928年安徽人口普查研究

通过梳理1928年安徽人口普查的背景、制度和执行情况,分析普查数据,可以得知此次人口普查执行得力,普查结果可信度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人口普查所得人口数量与实际人口仍有相当差距。利用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代表的区域性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通过调整人口性别比可以对1928年安徽人口数量进行大概规模的复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

利用中国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断裂点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客观存在着三大城市流动人口圈:①京津连流动人口圈。为中国第三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圈,具有性别比高、来自圈外的流动人口比重大、以亲缘、地缘为纽带聚居等特点。②沪宁杭流动人口圈。为中国第二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圈,具有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比重高、暂住时间差距大等特点。③广深厦流动人口圈。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圈,具有女性流动人口比重高、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比重大等特点。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可以从浙江省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实证性的解答。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医生等。     

兰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

文章运用2000年第五次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兰州市主城区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兰州市老龄人口增速快,各区增长差异显著,街区差距相对缓和;老龄人口比重呈圈层结构分布,街区间比重差异明显,老龄人口高密度街区范围扩大,空间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双中心"结构;高龄老人增速快,老龄人口性别比下降,空巢家庭日益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其形成机制主要缘于历史沿革、社会发展、人口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迁移的共同作用。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性别构成研究

人口统计学研究并不是单纯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人口的自然属性,而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口的性别构成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一般来说,自然界各种生物的两性比例是平衡的,这是生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物种繁衍发展的需要。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支,其两性比例亦应受到这种自然规律的制约。但由于人类具有特有的社会属性,因而在一定时期又存在性比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关系到结婚率和妇女生育率,从而决定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再生产速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户口统计资料真实性探讨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记载的户口统计资料,反映了西汉后期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从西汉后期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集簿》中的户口资料,从户口增长率(9.97‰)、获流人数(户11 662、口42 752)、人口性别比(102.6)、老年少儿人口比重(6岁以下、80岁以上、90岁以上人口分别占东海郡总人口的比例为18.79%、2.424%、0.835%)到高年受王杖人数(2823人)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真实可信的。《汉书·地理志》中的户口资料也是可信的。     

人口新常态与人口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常态,人口规模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老龄化问题突出;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居高不下;劳动年龄人口跨过拐点,步入下行通道,劳动力数量比较优势开始下降;流动人口规模空前,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家庭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人口发展中呈现的新常态,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是解决人口结构性失衡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     

内蒙古孤家子遗址高台山文化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通过对孤家子遗址66例高台山文化时期古代人骨标本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得到以下认识:孤家子遗址居民的平均死亡年龄为34.9岁,其中男性平均死亡年龄38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37.5岁,死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壮年期和中年期两个年龄阶段,男女性别比为0.93:1;主要的颅面部形态可以概括为:中颅型,伴以高颅型和狭颅型,明显的狭额型和狭上面型,较低的中眶型和阔鼻型,垂直的面型和较大的面部扁平度,这些特征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特征相符合;与相关的古代对比组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孤家子组与代表"古华北类型"的平安堡组,夏家店上层合并组及大甸子Ⅰ组具有更接近的形态学距离,这为探讨高台山文化居民的源流问题提供了人类学方面的线索;通过对高台山文化流向的论证,作者认为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上游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高台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得到了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双重考证。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评价研究——来自山东省的实证检验

运用Ap和Crompton（1998）提出的旅游影响量表,本文从经济、社会文化、拥挤程度、环境、服务和社区态度等方面实证检验了山东省的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以及对旅游影响的综合评价,探讨了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之间并不相关。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中国山水画分析

本文从美术地理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山水画的地域差别,指出地理环境对山水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方面:即对山水画作品面貌的影响,对山水画家创作灵感的影响,对作品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影响,对山水画派和地域人才形成的影响。因而,地理环境是艺术家创作的对象和源泉,也是决定美术风格的关键因素,对山水画派和地域人才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旅游影响的因子体系及生成机制——以丽江为例

论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对目的地影响的因子体系及其生成机制的问题。论文分析了旅游影响的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与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三大因子模块及其主要因子、属性以及对旅游影响的作用。作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的旅游流系统是通过旅游流各因子的各种行为对旅游影响产生驱动作用的,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各因子产生响应,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规范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来达到对旅游影响的调适和优化,这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是在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等五种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影响的主导因子的差异性,并指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最后,论文以丽江作为案例进行了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的分析,认为丽江的旅游影响是多因子主导的旅游影响生成机制。     

乡村旅游视野下的旅游影响研究

旅游影响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包括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影响等。旅游影响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符号互动理论,充分展示了宏观旅游运行的互动关系。旅游影响对象包括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服务行业、企业和居民,通过乡村旅游目的地研究调查,发现受旅游影响最深远的社群是居民,可以此作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居民产生影响的因素、问题及解决办法的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