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万物——浅谈中国传统的“三”所蕴含哲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三"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行礼要三让、三揖,服丧要三年为期,礼乐要一倡而三叹……"三"字的突出显示了一种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一直作用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精神,"和合"、"圆融",调和、完整、包容而生生不息。而中国植根于农业的人文情蕴和"天人合一"贯穿始终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这一哲学精神的形成。     

“师夷制夷”与维新变法运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起初,“夷”字还包含着清廷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蔑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形成近代外交观念,往日虚骄自大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制西方侵略的代名词。“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图探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在“师夷”和“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的民间政治文化分析简

文章以《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民间的政治文化。《中国靖江宝卷》中的“官”字俗语,集中反映了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情感。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基本认知,形成了民间面对权力时的种种复杂心态和矛盾情感。     

“三净”者寿

古人说,“仁者寿”．今人说,“好人长寿”,“仁者”和“好人”,都是有德之人。有德之人,光明磊落,其精神状态多良好,这对人体健康自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人仅靠一个“德”字,还是难保长寿的,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好人都是英年早逝了吗?科学的说,人能做到“三净”,才可基本满足长寿的要求。这三净就是：体外净,体内净,心里净。     

印度的“宗教哲学”与“因明学”

世界上有三大哲学体系,即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国的“社会哲学”和印度的“宗教哲学”。在印度的“战国”与孔雀王朝时期,思想极其活跃,婆罗门教出现了“正统六家”,沙门思潮中也出现了“顺世论”等六大家,并产生了佛教和嗜那教,以后佛教中又分化出大乘、小乘和密宗。与宗教哲学相适应的逻辑学谓之“因明学”,在思维模式上有别于希腊的“逻辑”和中国的“名辩之学”。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爵”“雀”考

许慎《说文解字》释“爵”字为“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对于其中“象爵”之解,前人争论颇多,然并未解释透彻。详细考证甲骨文、金文“爵”字字形可知：早期的“爵”字为象形文字,是先人们根据青铜酒器“爵”的形象创造的,后经演变,“爵”字字形加入了分别表示手和酒的构件,变成了会意字,而古人造爵的设计灵感则是来源于雀的形体。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浅论“非遗”保护要扎根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在村落。何谓“村落”?《辞海》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生产生活中聚族而居建造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村民在世世代代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化。它是“以一定村落共同体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体制、观念和心态”。它包括节日文化、习俗文化、信仰文化、制度文化、家庭文化、民间语言、民间文学、美术、舞蹈、戏曲、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     

如何让滕州文物“活”起来的思考

滕州市是鲁西南地区的文物大市,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为社会的发展服务,既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一要利用滕州文物讲好滕州的故事;二要处理好与社会体系、科技、传播等的关系;三要注重“工匠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塑造;四要进行全局顶层设计;五要积极开展数字智能化建设;六要既“守好正”,又“创和新”。     

含着三个“真”字

看到报载由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连读了两遍。我以为,这篇“准备了一点素材、没有文稿”的谈话,蕴含着三个“真”字：     

“无”之基本问题.导言

在中西哲学史上,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等中外哲人洞见了三种“无”：“纯无”（命名无、非存在）、“否定性的无”（有的无）和“主体不性的无”。三种“无”各有其用：“纯无”的作用在于和“纯有”一起作为一切知识的开端;“否定性的无”的作用在于保证有的功用得以可能;“主体不性的无”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顺其自然,不要过分干预。与三种“无”相关的是虚假和错误的不可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常人对“无”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无”的认识和把握波及文明的影响力,并指出由于对“无”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试图让中西哲学在源头上进行对话,真正探讨二者的同异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而由传统启迪新思。     

“鼻祖”为何跟鼻子有关

最早的时候没有“鼻”这个字,而是用“自”这个字来表示“鼻子”。 后来,人们在“自”的下面加了一个声符“畀”来表示鼻子。“畀”读作“bi”,是给予、付出的意思。“自”和“畀”合在一起表示一呼一吸,自相给予,于是用来指称鼻子了。     

“官话”连篇

如果把幸福二字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幸”字是“土”和“钱”的构成,“福”则包含“衣”、“口”、“田”,这样看来,幸福是指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家里的人丰衣足食,有房住、有田耕、有钱花。这是广州市长万庆良对“幸福”二字的新解。     

为“人性论”平反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在“人性论”三个字上加了引号,是为了表示这个概念和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欧洲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为以人为“本体”而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有翻译为“人本学”的）,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没有人可以给它做什么判决,戴什么帽子,因而不存在平反摘帽问题。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论“三个先进性”标准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发展和深化

“三个先进性”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两者都立足于实践,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把促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物质力量,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落脚点。“三个先进性”标准坚持和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理论上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续释“寻”字

在古文字学领域中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兰先生早在1939年即将其释为“寻”字。本文作者在此基础上,采用诸多甲骨卜辞,进一步论证了“寻”字在文献中有不同训义,在甲骨文中则主要为训“重”、训“用”、训“就”三义。     

“黔西”的由来

原在彝区地带的地名,随着历史演变至今,彝语和汉语相互以谐音取用甚多,又多以汉文记载,沿袭流传,却不知谐音取用来自彝语是什么意思。就今黔西城关的地名,在未启用“黔西”二字之前,汉语取谐音于彝语的就有:觚著、个仲、郭张等名。启用“黔西”二字的时年,是清康熙五年(1666)二月。由于对水西改土归流,将包括今金沙县境部分辖地在内的三个则溪范围,划编成为一个府,取名黔西府。按“黔西”二字的含义,其所在方位应该是在黔(贵州)省辖地内西方,可是实际位于黔西北而又偏正北度。但是又为何取名“黔西”呢?这要从卑鄙无耻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