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初汉族人反“剃发令”的原因

与汉族传统的束发不同,满族的传统发式是又剃又辫。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更是赋予这种发式以"削平四夷,定鼎中原"的政治意义,颁布"剃发令",强制汉人剃发垂辫,由此引发了大江南北的抗清浪潮。对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汉族人来讲,衣冠发式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优越感,清初统治者强行剃发,无疑是要变我风俗、毁我文化。因此,清朝初年,汉族人反剃发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维护民族文化的斗争。     

首崇满洲——清朝的民族本位思想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汉民族的关系问题。他们表面上奉行"不分满汉,一体眷遇"的民族平等政策,也实施过一系列改良措施,对于改善民族关系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首崇满洲"仍是其最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     

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满蒙文档案文献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考察包括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和蒙、藏以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等"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权的认识,进而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本文的"非汉"文献的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献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     

浅析刘锦棠抚新时的民族政策

刘锦棠是新疆建省后的首任巡抚。本文探讨了刘锦棠抚新时的民族政策的思想来源,以及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裁撤伯克,建立乡约,变通推行清朝律令,种痘和兴办义塾等民族政策。最后是对其民族政策的评价。     

浅析刘锦棠抚新时的民族政策

刘锦棠是新疆建省后的首任巡抚。本文探讨了刘锦棠抚新时的民族政策的思想来源,以及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裁撤伯克,建立乡约,变通推行清朝律令,种疽和兴办义塾等民族政策。最后是对其民族政策的评价。     

辛亥革命与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是认同血缘的种族主义,不是一致对外的民族独立建国,而是排斥国内已经溶合了的少数民族.清朝的满汉矛盾,经二百多年的溶合,在文化上已成一体.鸦片战争以后,已形成中西对立,"满洲人"三字只表示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为政纲,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实是一种倒退,应重新评估其价值.     

浅析清朝奉天文官选任的民族选择性

满族统治者在奉天地区文官的选任上,以满官为主、参用汉官。通过对奉天文官选任中民族选择性的研究,为清朝奉天官制乃至整个清朝地方官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民族畛域的角度,透视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意识与"首崇满洲"的治国理念,以及清朝统治者对汉官的任用策略。     

从勇猛到颓废

正一腐朽、腐败、丧权辱国,"嘉定三屠"、"鸦片战争",在我们的记忆里,有太多关于清朝的负面记忆,再经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启蒙渲染,以至于丧权辱国、水深火热这样的词语成为满清的原罪。在中华正统论的格局中,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功绩完全被低估了。当中国被拖入现代体系的时候,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而国家的命运恰好压在满人不犯错误之上,一旦犯了错误,清朝之下无完卵。平心而论,清朝的历史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黑暗,但若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中观照,其疆域之大、政治之稳定、人口之繁多可谓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

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满清政府为挽救江河日下的专制统治,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清末新政"。在"新政"中,统治者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然而由于没有处理好政治改革和财政问题,"新政"引发了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和严重的民生问题,不仅未能改变清王朝走向灭亡的命运,反而培植并壮大了反清势力,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论清代黔东南“苗疆”科举考试变革与变通原因及影响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黔东南"苗疆"的有效管辖,遵循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并结合黔东南"苗疆"的不知礼义、经济文化落后、"难以汉法治"的实际,对既定的科举制度进行变革与变通,即在黔东南"苗疆"开设"苗科"考试、"设苗籍进取之例"、推行灵活考生户籍资格管理、增加科举考试中儒家经典的内容等地方性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汉族人口的入迁、激发了黔东南"苗疆"民族子弟学习儒学的热情,增强了黔东南"苗疆"人民对中原儒家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清政府在黔东南"苗疆"的有效统治。     

慷慨悲歌:赵文化精神风格浅谈

赵文化精神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本文通过对赵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赵文化"不怕牺牲"的精神,"侠义为怀"的精神,"勇于取胜"的精神内涵做了简单探讨,分析赵文化的悲壮精神内涵。     

近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建构——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文明开化”政策为例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入,旧有的幕府统治面临着深重的危机。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下级武士中的有识之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推翻了腐朽不堪的幕府统治,建立起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新生的明治政权在文化上推行"文明开化"政策,通过学习欧美异质文明,从而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建构。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文化建构促进了日本民众思想的解放,为明治政府顺利地推行各项维新政策奠定了文化基石。     

谈满汉文化融合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在精神思想领域上、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在     

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

作者以《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线索,勾勒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清朝大历史》评介

正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近年多尝试从社会史、宫廷史、物质文化史等多角度出发,特别是宏观史学的大历史观,以综合纬度展开论述。常建华《清朝大历史》(中华书局,2020年)即是在宏观史学和社会生活史视域下对清朝管理和民生研究的著作,立足国家认同,从大历史观论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细节。该书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以"国家认同"为政治统摄上的一个支点,探讨清朝统治内在规律,结合朝廷与民众,涉及清朝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矿业、民族等综合内容。     

浅谈清入关后满族的汉化问题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在中国历史的文明进程中,不但建立了少数民族中统治全国最长的一个封建中央王朝,而且对于中国现代版图的形成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清朝1644年入关后,满族加深了和汉族之间的联系和各方面的沟通与交流,满族人那种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融入了汉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官僚体制、土地经营、军队的建制和文化等方面。以至于有人说"满族汉化"了。但是我认为满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是双向的,这种融合是推动了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制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但同时又在该地区实行了严厉的隔离制度。清朝的这些做法酿成了严重的恶果,使新疆一直未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与内地实现融合,反而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与隔离状态,使当地民族在清帝国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为民国时期乃至当代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留下隐患。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