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南传佛教——以景谷县大寨村南传佛教“赕坦”为例

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例外。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当地的宗教文化和人们的观念意识上。本文以在景谷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阐释和分析景谷傣族地区南传佛教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问题。关注景谷南传佛教文化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对我们了解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变迁和有导向性疏导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南方考古中,不断有汉末到西晋时期的佛像与佛饰器物出土,但人们对这些器物的学术价值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89年前后,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刊1990年1—3期发表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一文,集中反映了阮氏的研究成果.近两年,这一研究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它牵涉到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过程、地域、风格、表现手法即中印、中日早期佛教文化交流、中日早期佛教造像的流派、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此,1990年,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学龙谷大学委派研究印度、中亚佛教学及佛教史学和研究中国历史文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阮荣春先生在《东南文化》第1—3期上撰宏文指出;公元三世纪前后,从中印度秣菟罗地区到我国长江流域,直到东瀛日本,存在着一条横跨三个国度的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由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到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直到黄河流域的“北传”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他将兴盛于我国长江流域,以秣菟罗造像风格为其特征的佛教造像系统命名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中日两国学者又先后数次投足长江流域,他们上入巴蜀滇黔,中穿三峡洞庭,下探禹穴山阴,沿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路     

简议“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中外文化的重大的碰撞,或者说交流,或可说中外文化会合:第一次是两汉开始的印度佛教哲学、文化艺术对中国的传入;第二次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到东方来,包括中国、日本在内,基督教文化艺术的东渐;第三次可否这样说,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宗教等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传播,一直到现在.这三次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的一些国家产生着影响.现在我们所面对着的课题,是第一次中外文化大接触的一部分,现在的题目也局限在第一次中间的佛教艺术里边的佛教造像系统在南方的传播.这个问题,仅我个人所知,本世纪初,国外的学者,主要是法国的学者,他们已觉察到有些问题.比方说沙畹(E·E·Chavannes,1865—1918)、色伽兰(V·Segaien).色伽兰在1914年曾经参加一个考古队,在四川做过一些考察,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1930年冯承钧译),南方的佛教造像,尤其是四川地区,除了在隋唐以后有些是中原龙门     

贵州佛教引论

1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由于立省较晚,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办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加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的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李,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恢复于当代。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膜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大乘各宗与时并传…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

这里统计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其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南方佛教造像传播系统,流传于北方或国外的实物,可明确为南方所造者,亦属统计之列,佛像以及受佛教影响的装饰器物,此处统称为佛教造像.迄今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已达146例,其中有些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更多的则是我们中日联合研究组经实地调查得来.由于我们的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所进行的几次调查主要在江、浙、皖、川、滇几地区,故这些地区造像所占比例较大,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尚待深入,和信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故上述统计资料,并不能反映南传系统的全貌.在140例造像中,31处有确切年代,最早的为云南大理市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墓出土的七件吹萧胡僧俑.(此七件遗像装束与吴地魂瓶上的胡僧俑完全一致)最晚者为纪年墓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水嘉7年出土的佛饰魂瓶.表明这个时期佛教造像已在由云南、四川至江、浙等地的长江流域兴起.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多元的,除了我们以前所说的滇缅道入长江流域和交阴或广州入长江的秣菟罗造像系统外,或间有犍陀罗系统的渗入.如四川绵阳出土钱树桩上的佛像头部似有犍陀罗束发式特征.与彭山、乐山等地出土佛像有一定区别.本表中对器物造型、风格未作分析,拟另文论述.传入中国的早     

川西南大石墓与巴蜀文化之比较

川西南大石墓的调查与清理,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西南考古的一大收获,它对于我国古代西南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东汉前的“邛都文化”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这种墓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族属上,相反对于它与周围大体同时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诸如:与巴蜀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等文化的关系),却很少论及。笔者下面将讨论大石墓与巴蜀文化之比较。提出大石墓与巴蜀文化的关系问题,最早可追溯到本世纪40年代,当时就有学者把在冕宁城南三分屯首次发现的大石墓列入     

四川凉山早期佛教遗迹考

地处康藏高原东缘的四川凉山彝族居住区何时有佛教文化的传?传播途径如何?这是从未有人正式探讨过的问题.本文作者从西昌市文博部门所藏的大量考古实物中发现4例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并据以提出至少在东汉晚期,佛教文化已传入凉山地区,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神仙思想相结合.文章还认为,凉山地区的佛教文化可能经“西南丝路”传入.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

佛教造像于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以及怎样兴起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由于大量石窟遗迹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近百年来中外研究者们皆把视点投在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丝路上,亦往往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此有关.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大量三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图版壹,1—5;图版贰,左下;图版叁,1、3),在风格上,明显受到中印度秣菟罗造像(图版贰,左上、左中、右上、右下)的影响,遂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     

再谈“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首先对诸位代表的光临表示由衷的谢意!下面就中日联合研究组的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些想法向诸会代表作一汇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以及日本龙谷大学共同组成的联合研究组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研究组主要成员为:日方龙谷大学上山大峻教授、小田义久教授、山田明尔教授、木田知生副教授、人泽崇讲师;中方有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俊文、《东南文化》杂志社的贺云翱同志以及我本人.本项目总顾问由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和日本龙谷大学校长信乐峻(?)担任;顾问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北(?)典生教授和谷川道雄教授.调查研究工作是从1990年10月开始的,共进行了五次.日本龙谷大学对此项目十分重视,派遣了三位专治印度史和中国史的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先生与中国学者一起考察,并在经费上给予了很大支持.     

文化涵化与社会进步─—青海省互助县民族文化现象透析

“涵化”是历史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涵化引起文化变迁,必然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变迁。因此,研究文化涵化与社会进步之间“必然性”的强弱、大小,将会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对民族发展、政府决策极为有利。本文拟就互助县这样一个汉、土、藏、回等各民族混居的典型民族社区在现代化变迁中各民族文化的涵化现象及其机制作一些略微之见。文化的涵化是指不同文化交往时文化特质的借取和多方位的变化过程。文化“是在血缘和地缘这种天然关系的基础上积累而成的”①,世界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各民族文化具有涵化的内…     

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东吴首先传入武昌

(一) 在研讨武昌在吴晋时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问题时,必须首先看看武昌的历史地望。东汉末年,群雄纷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孙权独据长江中下游这片富饶的土地。武昌在这一地区则处于左控肥庐,右连襄汉,捍御上游,西藩建康的战略要地。 武昌,早在商周时代就称为鄂,西周夷王时,楚熊渠甚得江汉间的民和,乃兴兵伐庸及扬粤至于鄂,立其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至秦汉时,这里称为鄂县。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南阳樊伷为武昌郡从事,诱导诸夷叛吴属蜀,吴王孙权为了控制荆州局势,即遣将平武昌,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因县之南有武昌山,欲“以武而昌”,故改名武昌。并移郡治于此,下辖武昌,下雉(今阳新县辖地),浔阳、柴桑(均为今江西九江辖地)、阳新、沙羡(今武汉市武昌)等六县。同年8月,大修武昌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19O3-1927)

现代化是一种抗拒与变迁的历程。在抗拒与变迁之间,必有其错综复杂的因应策略与团应反应。在近代中国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扮演主角的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即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社会大众对现代化的反应。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考察中国资产阶级在其中所走过的历程。本文把天津商会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回答这一问题,并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反应。     

原苏联满-通古斯语民族的文化变迁

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各个多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苏联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文化变迁和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娼妓问题

在中国近代开埠城市中,娼妓炽兴,卖淫嫖娼日趋社会化、商业化、复杂化。本文从认识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弊病的角度,以城乡关系和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及市民行为观念的转型变迁为背景,剖析了这一城市病的历史及社会根源,试图揭示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面向和特点。     

《佛教与佛山文化》评介

<正>佛山在明清有天下"四大镇"、"四大聚"之称,工商业史料较为丰富。学术界对佛山镇历史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之后,在国内学术界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热的过程中,佛山镇也常被涉及。直到1990年代,广东学者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出版,完整地展现了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也将传统佛山社会经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学界对传统佛山的研究处于低迷状态。2015年伊始,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暨南大学刘正刚新作《佛教与佛山文化》,以通史性的体裁,以佛教与佛山文化为视角,     

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1903-1927)

现代化是一种抗拒与变迁的历程.在抗拒与变迁之间,必有其错综复杂的因应策略与因应反应.在近代中国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扮演主角的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即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社会大众对现代化的反应.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考察中国资产阶级在其中所走过的历程.本文把天津商会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回答这一问题,并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反应.     

为了大西南永远伴着青山绿水腾飞──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为了大西南永远伴着青山绿水腾飞──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陈国生,何晓平西南三省是祖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西南生态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着西南甚至全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往学者主要注意的是经济开发的研究,积累的成果也不少...     

国家指导下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以云南布朗山布朗族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模式,使布朗山布朗族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而非现代化影响的自我发展结果.这种国家主导下的计划性变迁,是布朗山布朗族50年来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因.它在导致布朗族社会文化发生变迁的同时,也由于缺乏对布朗族传统文化的足够了解而使其变迁的计划和目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