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文化 徽商集团

徽商和徽文化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明清时期,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和徽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今天,徽商集团作为中国企业500强之一、安徽企业50强之一、安徽省最大的流通企业集团,以"徽商"作为企业的字号,不仅表明了徽商集团加快发展的壮志,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新徽商人作为古徽商传人重振徽商,繁荣徽文化的情怀.     

门罩盛宴之徽州砖雕 安徽博物院藏游春图砖雕门罩赏析

<正>"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留下的千古绝唱,它将古徽州描绘得如诗如画,令人魂牵梦绕、遐想无限。徽州汉时称为新安郡,唐代称歙州,直至宋徽宗宣和三年始改名"徽州"。至于缘何改名,清弘历《徽州府志》记载:"或云:徽,美也,故以为名。"古徽州一府六县所辖区域大体包括今安徽省的黟县、歙县、祁门县、休宁县、绩溪县和江西省的婺源县。明清时期徽商势力逐渐兴起,他们返乡后为煊赫地位、光宗耀祖,大兴土木,《歙县志》载:"商人致富后,重返故里,修祠堂、建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论儒释道对徽商的影响

古徽州自南宋以来素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是中华文化正宗传承的典型地域。徽商自小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在其思想深处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并以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徽商不仅经济基础雄厚,而且造就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充分体现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映射出释家和道家思想的光茫。本文拟就儒释道在徽州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徽商的影响作详细分析,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徽商的文化理念。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论述了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认为:1、徽州人商业活动起源于徽州物产"结构性失调",徽州"地狭人稠"促使"徽民寄命于商";2、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以徽州物产余缺为基础;3、徽州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徽商投资产业多在徽州以外地域,明显受徽州物产和市场因素影响;5、徽州民居建筑在选址、用地、材料、结构、造型等方面,与徽州地理环境和谐、协调。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百年传承的徽商家风

<正>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所属六县（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商人组成的商帮集团。徽商在明初崛起,明中叶到清中叶发展到鼎盛阶段,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帮,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砌头劫后余生的徽商故里

徽商发展的轨迹应当在南宋时崛起,到了明朝已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清朝中叶,徽商跃升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已经发展到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地步。胡雪岩应当属于晚清时期徽商的典型代表人物,少年离家从商,发迹于杭州,直到客死他乡也未能返回故里几次。以至于在杭州,人们不承认胡雪岩是徽州绩溪人。     

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

徽州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不仅以"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而闻名于世,还以"十室九商"的商贾之地而闻名遐迩。随着业贾者的增加,商业知识积累更为丰厚,一批有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将经商经验编纂刊刻出来,这些商业书使得徽州社会商业知识与技术得到传承,更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通过对《士商类要》的分析可以探究出明代徽州商业教育的诸多特色。     

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从徽商的经济实力、意识形态和经商活动三方面,论述了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认为:1.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2.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3.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     

旅沪徽州人与近代徽州文教事业

在传统社会,徽州形成了崇文重教的风气,这不仅为徽商的发展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也使得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也成为徽商兴起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近代后,旅外徽州人继承和发扬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传统,无论是对于家乡,还是对侨寓之地的教育文化事业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以近代旅沪徽州人为例,着重探讨都市中的移民群体在促进家乡文教事业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徽州女校述略

徽州女校述略江巧珍明清时期,徽商富甲天下;在徽商资助下,徽州教育很发达。清朝嘉庆后,由于徽商的衰落,社学逐渐消失,私塾不断兴起。当时虽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束缚,但徽州名门盛族的大家闺秀,一般从６岁到１３岁,还是不同程度地受过教育。女子受教育是...     

徽商的物质文化生活及其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从徽商在生产、生活中对科技的利用、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文化用品的生产与经营入手,论述徽商的物质文化生活,以证明它们既为徽商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基本广泛的前提,同时它们也在消极和限制的意义上阻碍了徽商商业的发展。一、徽商与徽州科技据洪璞对《四库总目提...     

史实、文献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歙事闲谭》中的一则史料为核心

《歙事闲谭》中一则关于东晋时期"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历史记载,被认为是徽商产生于东晋的依据。然而,追寻此则史料的源头及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发现史料中的"新安"与徽州及徽商并无直接联系。此则史料与徽州联系的建立及其所载内容被归入徽州风俗的一部分,有一个历史过程,其背后反映的则是徽州地方社会的变迁。     

明代嘉万时期徽州家谱编修变化刍议

随着明代基层宗族组织的发展,家谱编修也随之兴盛。在明代家谱中又以徽州家谱素称发达,尤以嘉万时期为最。这一时期徽州家谱在家谱编修数量、质量方面都较之前有较明显提升,特别是家谱体例创新、形式多样更成为显著的新动向。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家谱编修的理念从传统谱牒学向家史进一步转变,不断地扩大了家谱的内容和形式;徽州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对家谱编修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社会风俗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家谱的发展;当时流行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助推了徽州家谱在体例上的新变化。该时期徽州家谱编修的新变化不仅直观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保留下了丰富的基层社会史料;也反映了家史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家史编修理论。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     

新安理学对徽州刻书的影响

徽州刻书世称徽派刻书,据考证,徽州刻书源于唐,在宋元时期成为安徽地区刻书中心,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刻技之精,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清时期刻书业中的一大主流派别。在徽州刻书的发展过程中,新安理学为这一地区的刻书业的兴盛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理学大家及其门徒的众多论著为徽州刻书提供了水准较高的出版内容,究读理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又为徽州刻书提供了大有可图的消费市场。     

黄宾虹的收藏经历

正我国历史上的书画家尤其是大书画家常常也同时为收藏家、鉴赏家,而后人也常以他们的收藏来品评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师承渊源。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活跃在扬州的徽商们,也多以商人身份兼做收藏家。他们广交文人、书画家,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