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反《诗序》运动

[编者按]本文是1997年8月于桂林召开的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重要交流论文。作者是台湾著名学者,编著了大量的经学论著,而对《诗经》的研究尤为深入。本文是第一篇有关民国初年《诗经》研究的专题论文,论文系统,分析深入,资料丰富,评阶公允,特此刊登,以飨读者。一、绪论《诗序》是解释《诗经》各诗篇诗旨的一篇文字,本与《诗经》分开单行。是何时、何人所作,至今不易下定论。由于它是现存最早、最有系统解释（诗经》各篇诗旨的文字,从汉代起有关（诗经》的解释即受其影响。当时人以为《诗序》是子县所作。《诗经》中的解释观点,…     

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

本文重新审视了《诗经·周南·关雎》一诗的内容,确认此诗为男恋女之单相思情歌。先秦儒者赞赏此诗具有以礼节情的意识,也是基于诗中"君子"暗恋"淑女"的心理活动所作的义理阐发。汉代四家《诗》都抛开这一基本内容,而将诗旨附会为美、刺周王或后妃。且又说各不同。由此推论:汉儒解读《诗经》并无先秦遗留下的《诗序》可据。他们遵循通经致用的原则,竭力将诗旨归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而汉代的后妃干政,外戚弄权的弊端,也促使汉儒有意将诗旨引向美刺后妃,以求达到委婉讽喻帝王的目的。     

《诗》篇新证

传统《诗经》研究,由于局限于材料,往往在名物训诂、义理文意等问题上各持一端,纠缠不清。但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发展,将新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结合,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运用“二重证据法”,分别针对《诗·叔于田》的诗序;《诗·大叔于田》的成诗年代;以及《诗·大叔于田》、《诗·小戎》等诗篇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历史背景,驳斥前论谬说,梳理诗中名物,还原诗旨文意,以求做到实物与诗互证、诗与史相映。     

试评姚际恒《诗经通论》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清初疑古派《诗经》学的代表著作,姚氏以文学的眼光涵泳《诗》篇,用疑古的态度寻绎《诗》旨,在清代《诗经》学上独树一帜,对崔述、方玉润等学者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该书也有一些弱点和不足,需要辩证地分析。     

论孔子的《诗》学观及其渊源

本文主要论述两个问题,一是论述孔子的《诗》学观,并对孔子《诗》论的某些释义提出异议;二是对孔子《诗》学观的渊源,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以此辨明孔子《诗》学现继承与发展的轨迹。兹分类论述如下：一、关于《诗经》内容的评价《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原出《诗经·鲁颂·■》,本义是赞颂鲁国的养马者专心养马而别无杂念,故“思无邪”有思虑纯正的含义。孔子断章取义,以此评价《诗经》的思想内容,则是指《诗经》所有诗篇思想内容的纯正。但这样的评价并非是孔子的创见,早…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现状述略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是清代《诗经》学史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但是关于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的专门著作却寥寥无几。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史、经学史、《诗经》学史等相关研究著作,概括其中所包含的三家《诗》学研究成果。并具体分析当今学者在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指明清代三家《诗》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巨大空间。     

《水经注》引《诗》考

保留在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四十卷中的《诗经》诗句,大多数引自《毛诗》并记载相同,有少数与今本《毛诗》存在诸多相异之处,另有几处引用《韩诗》和《韩诗外传》,此种引《诗》特色,与北朝“《诗》学”的传承情况相关。本文围绕《水经注》引用《诗经》的情况及相关材料,对郦道元引《诗》的独到之处略做阐述和讨论。     

毛诗、镜诗、阜诗《硕人》篇异文比较

史载传《诗经》者原为鲁、齐、韩、毛四家,然鲁、齐、韩三家东汉以后渐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毛诗》一家。历代学者对于三家《诗》的佚文做了大量工作,如宋代王应麟的《诗考》,清代陈乔枞的《诗经四家异文考》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等,将散见于文献、诗词中的佚文进行搜集考证,探源别流,辩义明音,在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基础上,对《诗经》四家的异文、异义作了比较研究。近年发掘的阜阳汉简《诗经》和收集的汉镜《诗·卫风·硕人》篇,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比较资料。     

《诗》诂杂俎

余治《诗经》偶有所得,现录以呈上,聊供好此者一览并同为探究。 一、《东山》作者辨议。 《诗经·东山》一诗的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诗序》谓“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郑笺》、《孔疏》至清代一些说诗者都从此说。对比,王先谦、崔述提出了异议。《诗三家义集疏》纠正了《诗序》的说法,认为“代归士述室家想望之情,大夫不能如此立言也。”《丰镐考信录》说:“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然而现当代的说《诗》者,不     

从编《诗》方式与目的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提出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地提出的,其中"删诗"方式如"去其重"、"上采……,中述……,至……"等其实是司马迁自己的文献编撰学之体现;而"删诗"目的,如观历史盛衰、见微知著和成王道义法等,也是他自己的文献编撰思想与《诗经》学思想。故《史记》言及的"孔子删诗"一事乃司马迁在延续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献编撰学、《诗经》学思想而提出来的。     

试论《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

"诗中有诗"现象是指在诗篇结构内部组合有其他的既成诗篇。《诗经》的这一现象根源于当时诗篇在单位形态上具有的灵活性、相对性特点,并且关系到《诗经》诗篇在形成、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情形。"诗中有诗"现象与《诗经》学史上的"赋诗断章"、正考父校《商颂》、《武》诗篇章构成、"孔子删诗"等问题密切相关,关注这一现象有助于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试说《诗·芣苡》

《诗·周南·芣苡》,三章,章四句:采采芣苡,薄言采(掇、袺)之。采采芣苡,薄言有(捋、襭)之。三章反复迭唱,只在二、三章的双句换了两个字。诗句很简单,训诂上也没有多少疑难和争议;但对于诗旨的理解却大有分歧。要而言之,略有五说:一、乐有子说《诗序》:“《芣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正义》引申其说。闻一多《诗经通义》认为“芣苡宜子之说,由来已旧,鲁韩毛说并同,学者未可泥于近代眼光而轻疑之也。”     

论魏源的《诗古微》

清代著名的三家诗学者魏源的《诗古微》,是一部功力深厚影响较大的诗经专著,它在诗经研究史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诗古微》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本文并不是对该书的全面评价,而是偏重于从诗经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对该书进行选择性的重点评价,即比较王先谦与魏源对《毛诗》评价的异同,对魏源如何看待《毛序》与卫宏的关系,对魏源在《诗经》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与贡献,对魏源的精微之见,作一些介绍与评述。     

《左传》引《诗》考论

先秦典籍中存有大量称引《诗经》语句的材料,可用以考察时世之变迁与士风民俗之流传,对于研讨先秦学术的渊源发展状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民国时期,胡朴安《诗经学》一书,即专列一章名为“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对这些材料重视有加。群籍之中,《左传》引《诗》数量居一时之冠,计有一百八十条,或以论人,或以论事,或引《诗》申义,或引《诗》证言,使用颇为广泛。     

四家诗与《毛诗谱》

《毛诗谱》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晚年的作品。《毛诗谱》虽依毛诗以作《谱》,但鲁、齐、韩三家诗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在运用大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从《诗经》产生的历史年代、《诗经》所反映的地理风俗、正变学说三方面对《毛诗谱》与四家诗的渊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勾勒出从四家诗分立到并存于《毛诗谱》的轨迹。     

论《毛诗正义》与诗经学

由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领衔编撰的《毛诗正义》,是诗经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它既是汉魏六朝诗经学的总结,同时又对唐代与唐代以后的诗经学具有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毛诗正义》仍是诗经研究的必读重要书目之一。故有必要对《毛诗正义》的成书、体例、特点及其成就与不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一、耗诗正义》成书的由来及其诗经学的背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固并发展其政权,决定弘扬儒学,通过恢复科举制度,以统一思想,招罗人才。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进土、明经科为主。明经,指通晓经术。汉代以明经射策取…     

论朱熹《诗集传》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继《毛诗郑笺》、《毛诗正义》之后,《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诗集传》之所以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归结起来,原因有三：其一,到了宋代,《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欧阳修的《诗本义》与苏辙的《诗集传》,都能在诗旨、诗义的阐述方面有所创新,不完全迷信于旧说。此后,又有王质的《待总闻》、郑樵的《诗辨安》等,对《毛诗人《郑笺》中的不少见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种疑古派的新潮流,由破到立,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那就是朱惠的《诗集传》…     

汉代《诗》学与民俗文化

汉代《诗经》研究兴盛,《诗》学在民间舆论之中受到高度重视,对汉代社会民俗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举凡教育、取名、节日等均受到《诗》之沾溉。     

清代三家《诗》融合之管窥

今文三家《诗》与古文《毛诗》的融合是清代《诗经》研究所呈现出的新趋势,伴随着清代三家《诗》研究的全面复兴,这种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它既是清代三家《诗》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走向,也是三家《诗》深层次研究的表现,在清代三家《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毛诗后笺》与《诗毛氏传疏》比较

胡承珙(1776-1832)与陈奂(1786-1863)是清嘉、道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①.胡氏撰《毛诗后笺》(以下简称《后笺》),陈氏撰《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各三十卷.两书同是清代具代表性的《诗经》新疏,在名物考校、语言文字训诂方面最见功力,至今仍是我们研读《诗经》的常备文献.然而对两书的研究至今罕见②,笔者愿借此文以作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