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抗战烈士纪念碑碑文

1941年7月7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北行署、晋西北军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及边区群众团体,为纪念“七七”事变四周年,追悼四年来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将士,在兴县城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暨抗战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妇女干部教育述论

晋西北是华北抗战的堡垒之一,是保卫大西北的屏障,是支持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根据地的开辟到巩固和发展,中共始终注重妇女干部的教育,把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加速了抗战的胜利进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时期培养妇女干部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     

战时学院春秋录——晋西抗战学院至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概述

晋绥边区的晋西抗战学院、晋西师范学校、党校二部、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四院校(以下简称四院校)是在中共晋绥分局和边区行政公署直接领导下,根据当时战争发展和革命工作的需要连续发展起来的,是培养革命干部的综合性学校,从1940年2月创建晋西军政干部学校,5月定名为晋西抗战学院,1941年9月奉行署命令改名为晋西师范学校,1942年将晋西三中、民干校、行政干校合并于该校,1943年整风期间改为晋绥党校二部,1944年春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略论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八年抗战中党和民主政府创造性地运用灵活多变的形式,成功地把党的抗日政策和奋斗目标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为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究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社会教育之卓有成效,不仅对抗战史研究能起到弥漏补缺的作用,而且能够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会而有议与会而无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机制考察

基层社会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为更好地促进基层政权健康高效发展,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多制度,施行了许多政策。“开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故被广泛运用于中共基层政权运行体系。对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策的贯彻落实远比其制定更重要,而村庄正是中共与民众互动的元场所,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各项政策和指令落地之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既直观地展示了民众的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呈现出民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应对民众诉求的经验策略。     

到敌后去漫记

1940年冬季,日本帝国主义对晋西北边区发动了大扫荡,抗战学院师生组成行署工作队转战50多天,突破重围,深入敌后,检查地方基层工作,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我是工作队成员之一,曾目睹了敌人大搞“三光政策”的暴虐行为和我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的许多动人事实。今天将自己所见所闻回忆记叙出来,也许是有益的。     

“四项动员”在兴县

“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2月1日至3日,驻兴县蔡家崖牛家(即牛友兰家)大院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成立。当时,在晋西北驻扎的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和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等抗日武装部队,军需很大,而     

忆母校——晋西抗战学院

抗战爆发,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抗日,在晋西南、晋东南、晋西北、绥蒙等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而阎锡山对日本侵略军却采用妥协投降政策,于1939年12月竟发动旧军消灭新军的磨擦斗争,新军被迫自卫反击,爆发了“十二月事变”。新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八路军的坚强后盾,很快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军事进攻并将其赶出了晋西北。这次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划定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我八路军和新军以及我党领导     

晋西抗战学院文化队

1941年4月初晋西北文联与晋西抗战学院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共同确定在抗战学院合办文化队,培训新民主主义文化人才。最初从抗战学院民运队和教育队毕业的学员中选留下文艺爱好者十余人,由原民运队指导员李丁负责开始筹建。以后又陆续从各县及其它学校调进一批学员后,于同年6月18日在兴县杨家坡举行了建队典礼,军区政治部、行政公署、晋西抗联等单位均派代表参加祝贺;文化队主任施林杉讲话时指出:同学们在受训期间,不仅要学会山西梆子、晋中秧歌、道情等地方戏剧,而且要发展它。以民间艺术形式表现新内容是文化队的方针与任务。     

忆抗战学院民运队

一、军政干校时期 经过1939年冬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一二○师三五八旅和山西新军决死二、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打退了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并将其军政势力逐出晋西北。1940年2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又一抗日根据地诞生。根据地成立后,为解决干部问题,晋西区党委和行署于3月初决定在兴县成立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校部由延安派来的原在山西民大工作过的杜若牧、杜心源、杨林、石峰、贾公铎、叶笃诚等组成并任教。下设七个队:一、二队为行政队,三队为军事队,四队为     

忆母校党组织的战斗核心作用

我是1940年10月,由河曲县政府介绍到抗战学院学习的在职干部,和我一块去抗战学院学习的,还有在一个县里工作的秦效忠、马骏二同志。我们三人中,我是党员。行政介绍信在一起开的,党员关系介绍信,我自己带着。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对外还保密,途经保德县城晋西北二地委时,我独自一个人去地委换了党员关系介绍信;到了兴县后,我又去晋西北党委组织部(后改为中共晋绥分局组织部)将党员关系转介绍到抗战学院,按区党委党员关系介绍信封上写的名字,我直接交给了校部政治处石峰处长。     

浅析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了活跃晋西北地区的金融,解决农村生产中的困难,扶持与发展农村经济,晋绥行署决定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它积极开展各项业务,为晋绥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贷作为农村金融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晋绥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西抗战学院漫忆

晋西抗战学院成立于1940年5月,校址设在山西兴县。是晋绥边区培养地方行政、民运、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这个在战争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等院校,曾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该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联系实际,师生团结的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教育政策述论北大核心CSSCI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根据地教育资源严重匮乏、人才极其短缺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为理论依据,确立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教育方针,制定了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具有本土性和创造性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对此后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经验。     

最早的抗币——兴县农民银行币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年9月周恩来同志亲赴雁门关附近太和岭口第二战区指挥部驻地,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阎锡山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于10月18日在太原成立了动委会,由续范亭任主任,八路军代表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长。不久地委会总部转移到岢岚,协同一二○师、决死四纵队,开展抗战大宣传,动员各阶层人民为抗战做贡献,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而至,组织了八个游击队,壮大抗日力量,点燃了晋西北抗日烽火,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42年延安参观日记

本文为刘菊初老先生遗作。 刘菊初(1879-1954),名安芳,字馨圃,号菊初,山西柳林县高村人(今高红村)。毕业于山西优级师范学堂,先后任离石、柳林高级小学校长,曾在平遥乙种实业学校、兴县中学任教,晚年任贺昌中学首任校长。 刘老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学有素养,教育有方,德高望重,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贺昌、牛荫冠、刘墉如、冯静川等皆出于老先生门下。 “七七”事变,日军侵入,刘老先生激于民族义愤,虽年逾花甲,仍毅然抛弃家园,于1940年投奔晋西北边区政府,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于1942年担任了晋西北临参会参议员、晋西北行署行政委员、四专署教育科科长等职。同年参加了延安参观团,受到了毛主席及中央领导的接见。 抗战胜利后,历任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晋绥边区委员、离石县议会副议长等职。建国后,曾任离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筹备委员、离石县政府委员等职。刘老先生为人正派,克己奉公,建言参事,尽忠守职,屡得政府明令嘉许。 本文为刘菊初老先生当年参观延安时写的日记,对延安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及较强的可读性,特首刊于此,以飨读者。 本文由刘菊初老先生之子、原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刘静山先生提供。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颁布《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对女性离婚权予以法律上的肯定。一批农村妇女以情感、经济等原因向丈夫提出离婚,根据地婚姻观念或离婚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由于离婚案件频频发生,影响了中共抗战大局,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四三决定,修正过去激进的婚姻变革路线,以将妇女关注的重点由婚姻问题转向生产建设并缓解根据地两性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这种策略性的政策转变引起法院对待离婚案件的处理发生演变,即不同时期性质相同或相近之案件,其审理结果迥然相异。这亦说明婚姻变革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际。     

浅论抗战时期晋西青年运动中的社会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无数英勇青年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活跃在斗争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青年,尤其是农民青年参加抗战。在晋西根据地内,广大青年的文化水平整体上而言是很低的。为了提高广大青年的文化素质和爱国思想,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晋西青委会积极组织社会教育,利用夜校、识字班、冬学等各种形式让青年可以学到文化知识。但在在这一工作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吸取经验教训。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失败原因探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学生和教职员开展教育甄审,由于国民政府在教育甄审政策制定上的考虑不周,在推行上的举措失当,引起了被甄审者的强烈反弹.最终使这场威权重塑的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尴尬收场.     

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与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

抗战时期被称为中国的“大时代”,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则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它是一部总结和阐发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育动向的专门著作。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历史教育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向,也顺应了抗战的时代要求。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主要包括首次明确地从理论上将历史教育区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个不同领域、历史教育以情感教育为先等六个方面。而它的时代价值,则体现在推动了文化抗战工作,促进了历史教育向更高层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