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缘起的另一种解读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一般谈到此论战比较忽略相关人事的交往问题,而"科玄论战"之所以在张君劢和丁文江这对朋友间不得已爆发,除了时代潮流的背景和两人的思维模式外,与两人在个性、师承及所受思潮的影响上的冲突,也有微妙的关系。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浅议丁文江的科学思想

丁文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地质科学家。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作为科学派的主将,热情地赞颂科学,维护科学的威信,捍卫和宣传的科学思想。但由于他过分强调科学的作用,陷入了唯科学主义的误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抹杀丁文江在中国科学近代化中所做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后来的两次交锋我以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往往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这样,论者之间,迄今就很难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罗隆基人权与法治史观

考察中国人权史,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作为1929年～1931年那场"人权论战"的主将,通过撰写大量的有关人权的文章,系统构建了其人权理论体系,并以此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独裁的本质。他的人权理论与观点不仅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政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详情请读《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

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20世纪以来的秦汉日常生活研究

<正>秦汉生活史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几乎与西方学界同时展开。50年代,陈直的论文中明确使用了"日常生活"的概念;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秦汉社会生活日益受到重视,并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同时进行,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是研究的一贯特点。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学术理念的影响日益扩大,日常生活的研究注重宏观叙事与微观考察的兼顾,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研究的并及。以"私人"为出发点,由"物"的生活用具到"人"的生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曾发生过激烈的大论战。中共认为,以苏共及意共陶里亚蒂为代表的各党,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苏共和意共认为,毛泽东和中共则是"教条主义"。为此,中共及意共曾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进行交锋。十几年后双方握手言和,那场辩论不过是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详情请看《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文。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学会的交锋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亚太地区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旨在维护国际秩序的非政府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组织分别召开京都会议和上海会议,就中国东北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日本学会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遏制中国学会的积极活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解,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政府的御用工具.中国学会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会议成为"无硝烟的战场"和中日国联大论战的预演.会议虽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但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域外存圣道 华人开新章——评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降,大陆学界出现一股＂儒教＂热潮,各种观点、立论纷然开展,相关的著书立说与网站论战沸沸扬扬,极为热闹。儒教热潮的形成背景不纯然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课题,也意味着学术界对现实环境的焦虑。＂儒教＂热潮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在于：传统的儒家究竟是否为一宗教？这引来从宗教学、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各方争议,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苏贸易互惠协议,苏联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地建立了商务机构,从事贸易管理事务,为中苏友好和双边经济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60年代中苏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中国在"伊塔事件"后采取主动措施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使双方关系更趋紧张。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撤销是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双边贸易额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追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其基本线索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第三阶段从2000年2月到2001年6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终形成阶段;第四阶段从2001年"七一"讲话至中共十六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发展阶段。     

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出了长达10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本次社会史论战开展评论,不少人从陶希圣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他的社会史观点经常改变,所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又缺少对于陶氏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分析,其做法是有违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

特伦斯·兰杰是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兰杰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兰杰所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他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兰杰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的历史根源做出深刻反思。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