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儒学研究论略

抗日战争时期儒学研究论略杨慧清抗日战争时期是民主革命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研究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复兴中华民族的气氛浓烈,各方面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儒学的研究因而非常重视。如贺麟当时所说：＂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     

从三教合流到批佛辟道:论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

三教合流后,佛教和道教的地位日益上升,儒学地位日渐衰微。为了复兴儒学,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载以气为本体,批判佛教和道教中对于轮回、鬼神的解释。通过太虚与气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建构了儒家天道本体。与传统儒家宗教观不同,张载以气化实体论建构的儒家宗教观摆脱了鬼神、天命对于人性的束缚,从礼制的角度证明了祭祀的合理性。总之,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促进了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复兴,推动了理学体系的建立。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色俩目，永远的回回精英（下）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回族中人才辈出。从唐宋元时期开始一直到当代．回族人民不仅为伟大祖国的统一和捍卫主权尊严立下过卓越功劳．而且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山东士族起源于东汉末年以儒学经文著称的世家大族,发展强盛于两晋时期,到唐朝时虽其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不容小觑。唐创业初期,山东士族为唐政权稳固山东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唐时期又大量出仕中央,影响朝政;晚唐时期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总之,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始终对唐政权有所影响,唐政府为此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     

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儒学

十六国北朝是民族融合的大发展时期。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到北魏统一北方时基本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后,又带来一批新的部落,迎来了新的民族融合时期。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冲突、磨合、发展,到北朝末年,北方地区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儒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及民族融合之后,儒学主要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是制度文化中的儒学,一是社会生活、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学。     

福建现存学庙地域分布及成因分析

学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在中国封建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建筑之一.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学庙一度式微.近年来,或出于复兴儒学或出于旅游开发等角度,各地逐渐重视对现存学庙的保护与开发.福建现存的学庙大多始建于宋、明时期,分布于闽南、漳州和龙岩等地,究其原因,与自然地理环境、当地的文教风尚发展程度、地方行政建置变迁及移民对福建地区的地域开发有关.     

作为思想家的韩愈论说

作为文学家,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作为思想家,韩愈一生都在践行“反佛尊儒”的理念,对复兴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韩愈终成为后世兴复儒学的前驱。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儒学在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虽几经波折甚至近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但儒学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存在于现今儒家文化圈乃至于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思想学术中。儒家学说生命力的旺盛、影响力的广泛与长久必当有其合理性与可取性,必当能经得起历史与现实的检验,我们以儒学内涵为切入点,并进一步探讨儒学在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维系儒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梁启超与传统墨学

梁启超作为近代墨学复兴的领军人物,就传统墨学的时代价值及其深刻内涵做了系统发掘和梳理.梁启超研究传统墨学的现代意义是:第一,复兴传统墨学,意在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短处,以求与世界学术发展同步;第二,复兴墨学,是对孔子儒学至尊地位的挑战和否定;第三,传统墨学的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可以成为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塑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80年代美国经济与里根政府对策

８０年代美国经济与里根政府对策唐承运刘锡海８０年代是美国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以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发展变化为客观依据,着重评述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双面效应及其得失根源。美国经济的衰退进入８０年代,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一场激烈论战：“复兴的形象”还是“衰落...     

从历代孔子谥号看西夏儒学的发展与贡献

将历代孔子谥号与西夏儒学鼎盛发展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分别从孔子其人及其儒家思想、历代孔子谥号沿革与西夏孔子的地位、西夏儒学发展的巨大成就、西夏"儒学教育"的历史贡献入手,分析了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崇尚儒学、兴办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仁孝中兴时期,"尊孔崇儒",尚德好礼,兴儒学,育贤才,明教化,以"文德教化"治国,把党项民族的文明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为后来大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统一,治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西夏时期孔子的地位及其儒学贡献,是研究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及其社会文化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陈独秀“非孔批儒”说之检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关于孔子及儒学的诸多论断,成为构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陈独秀的"非孔批儒"主要从政治、学术、伦理三个维度展开。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对孔子及儒学完全否定,他的"非孔批儒"体现出变易发展的文化观。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性人格"。要获得上述认识,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     

河北临城补要唐墓发掘简报

补要村遗址位于河北省临城县东镇补要村东南部,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仰韶文化晚期、先商文化时期、中晚商时期和汉唐时期的遗存。此次报道了4座较重要的唐墓,4座唐墓出土的器物有釉陶器、陶器、瓷器、铜器、骨器等。这4座唐墓为研究邢台地区唐代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自先秦初创到汉武帝时期被定为官方统治思想，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汉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和对儒学的改造融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原因

科举制自隋创设以来,一直是学子人仕的最主要途径,以后的明清继续沿用这种考试制度。明清时期的学校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服务机构,更成为传播儒学文化的重要场所,而各地的科考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儒学文化的兴衰。清代台湾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