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对外航线与港势地位的变迁

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一系列口岸相继开埠通商,其对外航线和港势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形成了中短程航线、跨区航线、远洋航线三种相互联系依存的航线结构。不同层次的口岸因对外航线结构不同而在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形成了三个等级的港势地位。港口对外航线和港势地位与沿海物流和港口集散能力有密切关系。     

“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的有机统一

<正>从"四个全面"的内容、功能、地位、作用看,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各国共同的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在"四个全面"中有战略目标,有战略举措,战略举措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然而,"四个全面"又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反过来,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又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以1930-40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韩非意识形态治理理论的当代价值

韩非意识形态治理理论根基于战国末期的政治得失总结、政治形势发展,有其具体的理论背景。本于人性之"私"大于"公"的世界观,韩非对当时政治秩序的状态进行了评论和说明,为人们描绘了人心公正、国家富强的社会图景,以及法律在政治变革轮廓中的运用形态。以法"专术",求"一教","正人心","去无用"等理论内容遵循了借"势"、承"道"、持"法"的逻辑链条和分析理路,为当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提供了原则、思路和方法参考。     

对中国外交应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总结与思考

<正>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应对自然环境恶化、种群矛盾、地方与中央矛盾、西方干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国际社会如何认定和处理一国内部由于内战、贫困、治理不善等原因导致的所谓"人道主义危机"问题。2003年以来,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被卷入达尔富尔问题,并逐步进行主动的外交应对。中国以平等的姿态和朋     

论宋代“汉法治蕃”的民族统治思想

神宗即位之后,欲有所作为",志复河、陇"、"联蕃制夏",实施向西北扩大辖区的积极边疆政策。面临诸多新的社会和民族问题,北宋政府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防务和经营,并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族关系,强调运用"汉法"治理边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对于边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授权式协商:传统乡村矛盾纠纷的治理逻辑及当代价值——以鄂西余家桥村“说公”为例

在已有研究中,协商往往在价值范式下去理解,与民主高度关联,这一界定容易陷入西方话语语境,而忽视了中国本土所不一样的协商事实。在中国乡村社会,协商是一种治理工具,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种工具范式下的协商与治理高度关联,在中国乡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以余家桥村"说公"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国法不下乡"的传统时期,矛盾纠纷通过协商自治的方式得以调解。协商表现为一种"授权"的逻辑,具体体现为一种"授权式协商"。欠缺平等协商能力和对话能力的农民主体,授权有能力、有权威的主体代表自己协商,通过公开、公共的讨论,形成一致的共识,有效解决问题,以维系秩序。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协商土壤,并孕育出多种形式的协商机制。这种"协商基因"并没有因历史变迁而消逝,而是扎根于乡村社会土壤。挖掘并激活农村社会的"协商基因",对实现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九届会员大会侧记

2007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九届会员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编辑部等40多个单位的13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学术交流围绕"古代中世纪的社会经济问题与政治制度"、"近代的社会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社会冲突和社会治理"、"20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经济变化、社会矛盾及政策得失"和"英联邦和国际关系问题"四个专题进行.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中西“德治”释义及其现代价值转换

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理念与方式中,"德治"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设计与实践的主导思想。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德治"因其自身的缺陷以及与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思路的巨大差异而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否定。但"法治"尽管是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其本身存在尤其是在具体实践中的不足却必须有相关内容对其进行补足和矫正,"德治"的价值和功能便成为当然的选择对象而引起关注和研究,也就有了"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的明确要求。在当下中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对悠久传统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治理内在特质的"德治"就成为亟需深入研究并对重大价值和内在缺陷进行概括分析的重点内容。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南和精神动力,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从非语言交际看日本人的“和”意识——以身势语为中心

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交际工具、思想感情载体的并不仅是单纯的口头语言。在异民族文化中,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是不同的。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领域以及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身势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日本人日常交际中的身势语,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承传优秀农耕文化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振兴乡村战略,作为推动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振兴乡村是"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加强文化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保护和承传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实现农村全面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举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总是相互纠缠相互矛盾,而中国作为五千年历     

“美丽中国”环境设计中的伦理维度

环境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之间的协调与制衡,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决不只是技术与艺术的问题。针对中国当代城市环境所面临的权利审美、社会正义与公共空间的缺失、对弱势群体的忽视、"伪生态"等社会和环境设计问题的伦理批评,分析环境设计的伦理维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须重视对现实环境问题的伦理关怀。     

从“错法俗成”到“匡饬异俗”:中国早期的法与民俗

"法"和"民俗"的关系是关乎社会治理、法律与民俗研究的重要议题。先秦时期,"礼""俗""法"是观察和理解古代社会的三种基本制度框架。法家学说很早就提出要用"法"去规范、治理民俗的理论主张,与法家理论形成对应的是,商鞅变法时期明确地将"错法俗成"的理论运用到现实,切实地改造了秦国的民风民俗。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秦政府将"法"作为社会治理框架,对不同地区的民风民俗加以整饬,试图在统一帝国内部建构一种一元而同质的伦理共同体,然而此时"法"和"俗"的冲突仍旧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