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织品染料的分析

从染草中提取出各种植物染料,然后进行古样品的模拟染色。以薄层色谱法为主要测试手段,并结合化学分析以及高效液相色谱。紫外光谱等近代方法对染料进行分析与鉴定,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天然植物染料分析和鉴定的方法,并成功地用于古代样品的分析,揭示了三千年前古样品染料色素的成分。     

纺织品类文物材质与染料分析方法

"丝绸之路"的起点位于中国/东亚,中国在"丝路"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纺织品文物种类繁多,常用的纺织品科学研究方法有色谱、光谱、质谱等。本研究基于目前纺织品文物的分析现状,从纤维、染料两个重要角度,系统地阐述目前已有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傅里叶红外光谱、光纤光谱等纺织纤维分析技术,以及薄层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拉曼光谱、光纤光谱等纺织品染料分析方法。对于纺织纤维鉴别,扫描电镜、傅里叶红外等方法可靠性较高;对于纺织品染料分析,高效液相色谱的分析精度更受认可;而拉曼光谱、光纤光谱技术具有原位、无损的优势,在纺织品文物研究中也日益被重视。对这些方法的原理、特点及其在古代纺织品分析中的研究进展与发展潜力的归纳与综述,将为纺织品文物保护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科学支持。     

一组古代丝织品上蓝色植物染料的分析鉴定

本研究以显微共焦拉曼光谱技术(Micro-Raman)、薄层色谱(TLC)、紫外-可见吸收光谱(UV-Vis)及高效液相色谱(HPLC)为主要分析手段,对一组古代丝织品(包括清代传世品扇套、元代鸽子洞出土蓝棉袄和百纳枕顶)上蓝色染料进行分析鉴定。结果表明,该组样品中蓝色均为靛蓝染色,色素成分有靛蓝素和靛玉红,由于制靛工艺或老化程度不同,在各样品中两成分相对比例均不相同。分别对靛蓝试剂进行UVA、50℃高温、85%高湿老化实验,对老化前后样品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光照2个月后,靛玉红相对含量降低较明显。高温、高湿老化6个月后靛蓝素和靛玉红含量的显著降低。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靛蓝素相对含量降低幅度相当大,可见较之靛玉红,靛蓝素更不耐高温老化。该研究采用无损与微损技术结合的方法有效解决了蓝色植物染料的鉴定,同时通过老化试验初步明确了靛蓝染料的降解原因,对于染色工艺研究以及色彩保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纺织品的世界——来自于古代绘画及雕塑品上的彩绘装饰

在众多的遗物中,真正的纺织品在不同范围被保存并且作为考古出土文物被保护。在埃及,中亚和欧洲（北方）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有利于有机物的保存因此可以非常频繁发现纺织品。古代（石质）雕塑如希腊瓶饰画或亚洲陶质雕塑都详细的描绘着衣物,往往辅以详细削减和图案表现。与此相比,比较少见的是古代雕塑彩绘装饰上手绘图案或装饰仍然可以认出或保存完好。被保护的纺织技术作为另一种技术用于制作纺织品,将被介绍并与古代以往的绘画和彩绘装饰保护实例作比较。图案与技术的表现将会用于说明并与真正的纺织品发现物的图案与技术作比较,同时与纺织技术的重建相结合。发现物的样品来自于欧洲,地中海东部和中东。这将表明从古代遗物的绘画上区分独立的纺织技术,并且图案也可以用于证实真正的纺织生产工艺的结论。     

古代纺织品色彩检测方法初探

为探讨更精确的纺织品色彩检测方法,本研究通过对存留在古代纺织品上的色彩进行检测、校对、确认,并对形成数据进行记录存档,以期探讨更精确的纺织品色彩检测方法。方法的程序包括测色位置选定、光学记录、颜色测定、数据记录、色彩校对、编辑、测量结果色卡制作、信息汇总。测量设备主要有两件,色彩检测仪器和配套纺织色卡。仪器的原理是应用图像捕获技术得到织物的图像,进而提取织物中的颜色数据,配合纺织色卡辅助校对。数据的管理是将检测结果中的L~*a~*b~*颜色数值、CMYK打印数值、RGB媒体模式的数值和检测日期一起记录备案,备案形式有文字形式和图片形式两种。形成的检测结果,一是可以更科学地整理古代纺织品的色彩信息,在数字管理方面起到规范作用,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二是可以为复制或创新设计提供准确的色彩数据参考,有利于文化传播;三是可以为有关传统纺织品印刷和媒体信息传达方面提供准确的数据,确保真实的还原色彩。以期此套方法能对古代纺织品的保护、修复及创新应用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古代棘轮的工业CT检查与分析

现代棘轮机构由棘轮和棘爪组成,是一种单向的间歇运动机构,它将连续转动或者往复运动转换成单向的递进运动。棘轮的轮齿通常为单向齿,棘爪铰接于摇杆上,当摇杆逆时针方向摆动时,驱动棘爪便会插入棘轮齿间,推动棘轮同向转动;当摇杆顺时针方向摆动时,棘爪在棘轮上滑过,棘轮停止转动。为了确保棘轮不发生反转,     

古代纺织品色度及染料的非接触无损分析研究

本研究在全面细致地梳理总结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基础上,对便携式光纤反射光谱法对染料的非接触无损分析的应用进行研究,探索其技术条件和实现方法,并对所得光谱和色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便携式光纤反射光谱法能得到关于染料种类和老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利用此方法测定染色织物的光谱和色度值,可以无损鉴别染料种类,跟踪染料的保存状况。研究成果为纺织品文物色度和染料的现场无损分析、不同测试数据之间的比较研究、数据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现实的途径。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无损、高效、适合测定大量样品和跟踪测定染料变化,其缺点在于不能得出精细结构信息和需要数据库的支持。     

中国古代纺织品凤纹造型与风格

本文通过对中国历代纺织品凤纹的收集和整理,对其造型与风格的演变作了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新疆帕米尔吉尔赞喀勒拜火教墓地出土纺织品分析检测

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委托,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对新疆帕米尔吉尔赞喀勒拜火教墓地出土纺织品进行分析检测。采用形貌观测、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组织结构观测等方法对样本进行了纤维鉴别、染料测试、组织结构分析,从中发现的纤维品种包括桑蚕丝、毛,染料品种包括西茜草、靛青、黄檗等,织物品种包括毛罽、编织物、绢等。结合历史考古资料对上述分析检测结果进行解读,大量的毛纺织品表明在距今2500年前的帕米尔高原,纺织品具有明显的西域当地性,而具有典型汉文化特色的桑蚕丝和黄檗体现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技术交流。     

古代纺织品保护研究

纺织品文物保护工作经过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努力,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文物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成立了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陕西省考古所建立了古丝绸保护室,苏州丝绸博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南京云锦研究所,开展纺织品保护、修复,复制和鉴定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年代上海纺科院对马王堆出土古丝绸的科     

模拟古代丝织品上天然染料剥色研究

剥色是古代纺织品染料分析的第一步。如何选择合适的剥色方法和试剂是做好染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为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模拟古代染色样品及其老化样品为对象,对染料剥色方法和试剂进行了实验研究。本研究采用古代常用的九种植物染料苏木、茜草、紫草、栀子、槐花、姜黄、黄柏、五倍子/栗壳靛蓝对现代丝绸用古代方法模拟染色。选取DMF、乙酸、甲醇、乙醇、丙酮、乙酸乙酯、石油醚、2%碳酸氢钠（pH=10）、盐酸/甲醇/水(2:1:1) （括号中为体积比,下同）、3M盐酸/甲醇 (1:1) 和10%硫酸/乙酸乙酯（1:1）等溶剂对各种染色丝绸进行剥色实验。此外,对染色后的丝绸进行老化,并将其与未老化的样品做剥色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盐酸/甲醇/水、DMF、乙酸的剥色效果好,但盐酸/甲醇/水体系丝纤维水解严重。苏木、茜草、紫草、栀子、姜黄、黄柏染色丝绸用甲醇/水、10%硫酸/乙酸乙酯、2%碳酸氢钠剥色均有一定效果,姜黄和黄柏染色丝绸也可以用乙醇和水剥色。媒染染色丝绸用EDTA/DMF的无损方法剥色效果好。五倍子和栗壳丝绸用水或70%乙醇剥色效果好,靛蓝丝绸用吡啶、吡啶/水、DMF、乙酸剥色效果好。热老化丝绸上色素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氧化和交联作用,剥色效果不如未老化的纤维。如果剥色试剂不符合后续分析的要求可以用蒸干重新溶解或者萃取的方法。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一种政体实践,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政治思想把它归结为混合政体,和君主制以及民主制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它不仅是对君主制的反对,也是对民主制的反对。以此来看,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意味。     

纺织品文物回潮操作机理初探

纺织品纤维所含有的亲水基团是纺织品文物吸湿回潮处理的前提。纤维回潮后塑性变形能力增加,进而可借助一定技术条件对糟朽、干燥脆弱织物进行保护修复处理。在操作完成后,纤维内部分子链被重新排列,所吸收的水分会逐渐释放出来,直到与外界保存环境保持平衡。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次级化学键将阻止纤维内部被重排的分子链回到回潮前的状态,这就使得纺织品文物回潮后的处理效果得以保存。     

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

关于古史分期的问题已经讨论70多年了。虽然学者们并无达成共识,但大多数人已放弃了奴隶社会主张。通过分析国家的特征,我认为应把中国历史分为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时代、转型时期和专制帝国时代等几个时代,其中专制帝国时代又可分为汉民族第一帝国时期、汉民族第二帝国时期和多民族帝国时期三个时期。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管理理念的演进

用于经济管理的会计,在中国古代为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变革和发展,使中国在世界会计史上处于领先地位,为世界会计史作出过辉煌贡献,与之相随的理财理念也不断演进与完善。     

陈云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关系子孙后代的事业。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从1953年起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文革”结束后,陈云对这一事业非常重视和关心,曾多次发表有关讲话,并于1981年专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出重要指示,使这一饱受摧残、完全停顿的事业重现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