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浅议“华侨华人学”

本文从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认为现在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不再是历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民族、人口、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已广泛地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华侨华人研究实际上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建立起一门有中国特色的“华侨华人学”势在必行。当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加强学科意识,在吸收欧、美、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需要,发展自己的研究,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     

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

论文从华侨华人的人口统计特征、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认同的多元性、与祖籍国联系的密切以及在居住国地位的提高四个方面,分析解读了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就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提出几点思考。论文认为,应该客观理性认识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严格界定和区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并且审慎思考“华侨华人”与“华人散居者”这一术语在英文语境中的接轨;应该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和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侨务工作,消除偏见误解,为中国移民正名,为中国侨务工作正名。     

侨史学会要继续在“团结促进”上做文章

回顾1949年以来我国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事业的历程,大约都会提到1981年岁末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的召开和华侨历史学会（后易名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下简称“侨史学会”）的成立。侨史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产物,它结束了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事业1949—1979年间的停滞状态,开启了中国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事业的新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简介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成立于 1 980年 ,其前身是华侨大学华侨史研究室。 1 986年升格为华侨研究所 ,1 995年改名为华侨华人研究所 ,是直属于学校的科研机构。现任所长为蔡振翔副教授。华侨华人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颇广 ,涉及到华侨华人的历史、现状、经济、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 ,但是教学与科研的工作重点 ,则一直是华侨华人历史文化与海外华文教育两个方面。多年以来 ,华侨华人研究所先后讲授了《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专题》、《海外华侨华人史》、《海外华文教育概论》、《侨务政策研究》、《台湾社会研究》等研究生或者本科生课…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介绍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和关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的几个统计数据;简述了国家领导人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及建国以来主要涉侨法律法规,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出入境情况及国家出入境政策的改革完善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分析;并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捐赠,和平统一活动,华侨、归侨、侨眷的参政议政等方面阐述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认为"合作双赢"是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主旋律。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征稿启事

<正>《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由华侨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主办,是以华侨华人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化、学术性专题学刊,旨在为国际华侨华人研究学界提供有关华侨华人文献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学术成果、华侨华人文献机构工作动态的发布平台,推动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与资源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

本文的讨论围绕三个层面展开 :华侨华人研究 ,东南亚 (华侨华人 )研究以及笔者个人对槟城—吉打州华人商业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即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 ,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本文并非企图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 ,而仅仅是呈献一个实例 ,即把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 ,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等问题 ,进行情景化的考察。     

从学术史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发展

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角度探讨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从国内外研究华侨华人的历史看 ,涉及的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方面 ,尤其是西方对于华侨华人的学术研究 ,从一开始就不是历史学或经济学、政治学之类的单一学科的研究 ,而是综合性、全方位的研究 ,其覆盖面甚广。其特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单一性 ,而不是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因此 ,欲建立华侨华人学 ,必须包括诸学科的研究 ,即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尤其重要的是 ,这些多学科研究并非单指研究对象的改变 ,而是指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特别是研究的理论架构方面必须有所变化 ,以建立综合性的华侨华人学。     

《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史》一书出版

<正>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宏云的著作——《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史》于2017年1月1日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时间为纵线,以重点事件横向铺陈,全面而又有侧重地描述了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发展变迁的历史。全书共分五章:日里种植园时代的华工移民与棉兰开埠、二战前后棉兰华侨华人的抗日与反殖民斗争、苏加诺完全领导时期(1949—1965年)棉兰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与社会生活、苏哈托统治时期的华侨华人政策与棉兰华侨华人的坎坷前行、民主化改革以来印尼棉兰的     

从引文分析看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基于CSSCI（1998-2005）的研究

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操作平台,以核心作者群的被引论著为样本,对样本篇数、篇次、作者、机构、地域分布、主题分布、年代分布等因素进行了引文分析和量化的描述,并从文献的角度对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现状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大陆华侨华人研究1993—2002年是高峰期,形成了以福建、北京、广东为主的核心作者群,高等院校仍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机构,研究主题以经济、社会、历史为主,学术论文的利用率不高,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华侨华人研究在学术界的整体影响力不大,某些不够科学和规范的引证态度和方法亟需改进。     

论越南南河阮氏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兼论北河黎郑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

简析了华侨华人移居南河的背景并重点对南河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进行了研究探讨。结果表明,17—18世纪,越南南河阮氏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华侨华人实施的是相较北河而言更为灵活的入境政策,更为宽松的居住政策,更为自主的行管政策,更为优惠的经济政策,更为开放的文化政策。这种政策对阮氏政权和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双赢的政策。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研究队伍的发展和许多有代表性的著作的出版 ,说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不但在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已有显著的提高 ,而且研究领域扩大 ,视角拓宽 ,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崛起。但中国大陆学者须看到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 ,加强对华侨华人的研究 ,在新的世纪把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研究推向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     

民族视角下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时空间行为转向

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以不同种族、民族为代表的多元社会群体，因其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存在诸多差异，群体间的空间分异与融合正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梳理了基于居住空间的国内外种族/民族社会空间研究，指出，在城市研究移动性转向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正在突破传统的静态居住空间研究的局限而出现移动性转向，且在群体间行为差异、活动空间的种族/民族分异测度、少数族裔可达性劣势和混合地理学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民族视角的社会空间分异时空间行为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解读民族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融合提供新的视角。     

东南亚华商与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华商面对居住国“原住民优先”政策的压力、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立,应该立足于各自国家的立场和根本利益,与各自国家的其他族裔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东南亚华商的唯一出路,也是化解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的正确途径。东南亚华商只有随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不可能存在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所谓海外华人的利益。     

阿都拉政府的华人政策

本文主要探讨2003年10月阿都拉出任首相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阿都拉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促进民族和谐,推出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华人经济政策和华文教育政策,承诺种族政权分享和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但是它也坚持维护马来人的特权,确认马来西亚作为伊斯兰教国的地位,华人与马来人地位不平等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改变。     

从族际交往到一体认同——20世纪以来的宋代民族融合研究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宋代民族融合问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各民族的迁徙、杂居、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等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对相关问题既有开拓,又有深化,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建议今后的研究应注重挖掘民族融合的媒介和少数民族史料、纵向融合与横向融合的交互影响以及加强相关社会背景的研究等。     

Writing about a different kind of medical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Zaizao bingren by Yang Nianqu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Policy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ld War system, the conditions in Japan for conducting scholarly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changed drastically. We can categorize Japanese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since the 1980s into two components: the relativiz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 rediscovery of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society. Some historians, however, continue to point out that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history that integrates detailed research results already achieved within individual areas of history has not yet replaced the conventional revolution‐based paradigm. It is indisputable, as they emphasize, that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o‐called revolution‐based viewpoint of history in Japan has created diverse visions of history and has contributed to a more substantial body of work pertaining to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new vision we should search for, however, remains unanswered. Recent overview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Japan were expec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is intended as a general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and expected developments in Japanese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by introducing the most important overviews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s. We are not concerned here with individual case study research.     

关于民族文物的几点认识

民族文物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古代不同社会形态以及生产、生活状况的活化石.它填补了史籍记载的缺失和田野考古的不足,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科学研究、发展旅游业、繁荣民族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民族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应及时抢救保护.     

Chinese Business and Ethnic Equilibrium in Malaysia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s often led to tens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politically-dominant ethnic group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n Malaysia over three decades, and suggests a way to understan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hinese and Malays over the economy. The analysis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wo contrasting views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businesses: one which sees the state as using the Chinese for their present skills on the way to reducing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and another that see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networks as giving added leverage to Chinese capital over the stat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simple Chinese versus Malay view of ethnic conflict is no longer useful, and suggests that approaches to ethnic conflic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play of two key variables—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indigenous society.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both, resulting in reduced levels of ethnic scapegoating and broader political support for higher-growth strategies over narrow ethnic redistributive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