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集以来,不仅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百貌,使之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也促进了     

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评马场公彦著《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正>2014年5月,日本新曜社出版了马场公彦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①一书,该书对日本主要杂志涉及中国的报道、评述进行分析,同时就现代日本人中国观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视角独特,对理解现代日本人对中认知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思考如何改善中日两国之间缺乏认同的现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是马场公彦继2010年出版《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②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中,作者就以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

本文旨在综览日中战争以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潮流,以期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二战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要求的影响。旗田巍在《日本东洋史学的传统》（１９６２年）一文中指出,“日本以前的亚细亚研究是在侵略的研究体制中进行的”,因而“未能认识亚细亚的变革,亚细亚各民族解放的重大历史事实”。但战前的学院派未能以同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也是显而易见的。战前,羽仁五郎的《东洋资本主义的形成》（１９３２年）一书,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他将没有殖民地…     

日本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动向

这里我所述日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动向,它不包括日本史研究方面的日中战争史研究。为了理解现在的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动向,首先需要了解过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情况。所以我先略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     

日本学者对中国农业史的研究

日本古代农业深受中国影响。自古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农业史的研究连绵不断,至现代更加深入。日本学者在对中国古农书的翻译整理及古代农法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研究视角不限于农业史本身,还致力于农业史现代价值的整理和挖掘,将农业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于当代农业生产实践,为回归自然农法及现代有机农业、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做到了古为今用。     

略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二战结束,在民主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下,重新回到学术轨道上来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先后经历了重建中国史学、注重实证和具体问题深入研究为特征的平稳发展时期以及以研究对象细化、倡导新理论、重视方法创新为特征的继承与创新时期这样三个阶段。     

现代日本与现代日语的变迁

现代日本与现代日语的变迁桂玉植众所周知,当研究某一国家的语言时,不能与社会现象相分隔来考虑。因此,当我们研究现代日语时,也不能忽略其日本社会对日语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人在衣、食、住、行及意识、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现代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

当今的日本书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古典书法相比,其风格趣味已迥然不同,特别是作为艺术来看,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成了日本艺术精神转化的催化剂。本文仅就被日本视为民族艺术的代表——书法为例,试加论证。众所周知,日本从公元五世纪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期,中国的文明也渐渐地在日本产生影响。书法艺术亦由百济传到东瀛,从而开始了日本书法的历史。但此时的日本书风只是留于对形式美的追求,在作品中却看不到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和抒情活动。可以说是踏着中国书法所走出道路而蹒跚起步。以后的书风都深深烙印着中国艺术影响的痕迹。奈良时     

日本间谍在中国卖豆腐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便着力加强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利用一些熟知中国国情民俗、能操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人收集各种军政情报。     

近现代日本政党政治模式的不同选择与日本的命运比较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近代到现代,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政治制度的组织和运作都是以政党为依托。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荣与衰的交替,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均与新旧宪法体制结构内部对政党政治模式的不同选择息息相关。正是由于近现代政党政治模式的迥异,使日本近现代形成截然不同的战争发展时期与和平发展时期。     

日本古代墓志的考古学研究

墓志是埋入墓中记录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一般多刻于石上。中国古代墓志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流行,隋唐志盖相合,遂成定制。日本古代受中国影响也有墓志。本文首次将日本出土的十六例古代墓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形制及内容进行了梳理评析,以期通过此项研究,进一步深刻理解中日古代丧葬制度的互动与交流。     

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成田龙一著《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评介

成田龙一的《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是一部着重回顾与梳理了战后日本史学界有关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状况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战后近现代日本史研究分为"战后历史学"、"民众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研究范式、代表性著述和主要观点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该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日本史学界的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状况,对解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和把握近现代日本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大有裨益。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

从社会史角度拓宽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是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文章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五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各种观点的合理性及其缺陷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可以借鉴,特别是关于社会史是一个新方向、新方法的观点,更可以直接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将这种观点所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去。对此作者从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吸收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诸方面,就如何加深中国现代史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宋学之传入日本及其早期传授状况——中国中世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探索之一

中国儒学早就传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据史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中国晋武帝太康六年)《论语》、《千字文》等儒家著述已经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也就开始在日本扎根、传播。但是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宋学引进日本以后,便别开生面并终于在德川幕府时代迎来了朱子学史上的全盛时期,而开始了一个崭新阶段。本文拟就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传入日本的过程以及早期的传授状况,进行一些考查。     

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引　　言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他不是从权力一方来把握历史,也不是从革命运动的政治斗争史立场来分析中国,而是始终以人们的日常世界作为研讨对象来研究北平市民的“水会”,试图描绘出当时的北平社会。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实证研究。①今堀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多聚集于中国政治史领域,对于同社会史相关联的城市史,却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标志是创立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和天津地方史研究会(1992年)。从此,日本…     

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

战后初期,在日本,最先活跃民间的中国研究机构是中国研究所(简称中研)。它成立于1946年1月,由战争期间在满铁调查研究机关工作的人员、新闻记者、左翼人士等组成。中研以向日本国民介绍和宣传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己任。关于新中国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毛泽东思想等资料除外务省以及外联团体作为内部资料收集整理以外,到50年代前半期,由中研介绍的资料占很大比重,在增进日本国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关注方面,中研所起的作用可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