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历史，贴近社会——经济一社会史专题研讨会综述

2007年3月底,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三联书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经济一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国内学者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就经济一社会史学科的定位、作用、研究动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20世纪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的争论

训诂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从20世纪前期开始的。关于学科名称定义的讨论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科研究的发轫阶段,以及70年代末直至今天的学术锐进和日趋兴盛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主要有“字义学”、“语义学”、“解释学”和“语义学加解释学”等几派观点。通过分析各派具有代表性的21家研究者的观点。可以发现,“训诂／学即解释学(注释学)”的观点较为科学,其中尤以冯浩菲先生的定义最为完备、科学。     

20世纪资源观述评

20世纪是科技革命的世纪,生态学、经济学、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为资源科学的诞生、发展和资源观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20世纪的资源观经历了早期的人本位资源无限史观、中期的“资源有限论”和末期的资源持续利用史观的转变。可以断言,21世纪是一个以资源持续利用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时代,探索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资源科学永恒的主题。     

美苏"黄金时代"的比较研究

国策的要旨在于审视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从特定角度观察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论证资本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总进程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运转的总图谱。在 2 0世纪 2 0年代 ,美国的“黄金时代”是把自由放任绝对化 ,她呼唤国策的“计划”属性 ;苏联的“黄金时代”引出把“指令计划”绝对化 ,它警示人们问鼎市场的重要性。两者共生现象是“重商轻农” ,美国重在股票投机 ,苏联多有投机倒把 ,酿成城里的失业大军与“农村人口过剩” ,结果引发出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与政治险象环生。美苏这类“黄金时代”在这里被称为“2 0世纪 2 0年代现象” ,它昭示当代国家结构优化与领袖群体良性互动的一大方位是 :经济、社会与政治在国策实践中辩证为一体 ,即求取宏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结合点 ,这就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新     

伯克制略考

伯克系突厥语的音译，意为“王”、“首领”、“统治者”。从10世纪开始，至清朝晚期，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均实行伯克制度，历时近9个世纪。伯克制在稳定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世纪中后期，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的伯克制度明显暴露出了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诸多社会弊病，严重阻碍了新疆地区的进步和发展，1887年，清政府正式取消了伯克制度。     

对1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考察

本文从考察 1 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角度 ,为认识当时安徽乃至全国传统农业社会提供了相应的历史素材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宴会、礼仪与地位——关于赣东北某村宴会礼仪的饮食人类学透视

一、问题的提出饮食人类学自二战后兴起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20世纪70年代,饮食人类学在美国已颇为流行;而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饮食人类学甚至被喻为“成果丰富、不胜枚举”1。但作为一门学科,饮食人类学在中国还很落后,“其研究内容尚不明确,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还不成熟”2。饮食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其关心的问题不局限于饮食本身,而是要“阐明人们通过饮食的生产与消费行为生产并实践何种意义,即权利、地位、认同感、对目前以及未来生活的解释、回顾历史等等是通过饮食的生产与消费实践的”3。具体来说,其内容涵盖食物研究、饮食习俗…     

本多利明的北方开发论

如何面对俄国的外压,是18世纪晚期日本对外关系方面最大的难题,对此,思想家本多利明提出开发北方岛屿,增强日本国力的主张,这一思想被称为“北方开发论”。本文认为,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防范俄国侵略的角度来看,“北方开发论”有合理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文明与文明史研究的再思考

<正>中国上古典籍中早有“文明”一词,大意指人文彰明,⁽(1))与现代历史学中的文明概念所指不同,后者是由西语civilization转译而来。该词在16世纪欧洲已普遍使用,18世纪后期成为指称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及状态的主要概念,与野蛮相对。⁽(2))19世纪以后,在继续保持与野蛮相对的含义同时,文明愈来愈多地被用来表示从精神特质角度考虑的文化共同体。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学生运动兴起原因探析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学生运动,是指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为了彻底改造美国社会,以激进运动的方式,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教育制度、社会问题、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掀起的一场全面的社会批判和改造运动。本文试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环境、文化走向、教育制度、社会问题等多个角度,解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什么会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运动。研究认为,这一运动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文化根源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孕育了60年代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青年学生运动。     

不平衡的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

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一方面是“修正”现代化的努力,这两种相反趋势造成20世纪历史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引发出无数的“多元化”。     

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地方精英”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化资源还是基于社会现状,“士绅”这一话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认知意义,都不是“地方精英”的话语所能替代。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士绅仍然成为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只是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趋向。士绅阶层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然士绅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士绅话语仍然揭示着民国乡村权力的结构性特征。当然,构成要素的变动虽然也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却只是在原型中有限地扩充。     

20世纪英国的拜占庭研究

本文立足于20世纪的英国、特别是60—90年代拜占庭研究事业的起步、发展、繁荣和学科整合的经验,分析了20世纪英国拜占庭研究的优势、弱势、经验和未来。文中特别强调了师生传承体系在英国拜占庭研究学术群体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并说明了社会资助、跨学科合作、女性参与及拜占庭研究的开放性对促进英国拜占庭学术繁荣的意义。     

17世纪英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危机下的社会转型

17世纪英国遭遇了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经济危机;但较之欧陆国家,英国适时地调整政治、经济结构,恢复生产秩序,成功地将危机带来的挑战转变为一种历史发展机遇.正是这一次成功使英国脱颖而出,乡村工业和城市化水平都得到较大提高,赶超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从而奠定了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领先地位,工业革命则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逻辑后果.因此,“17世纪”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超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英国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以文明的名义：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缘起

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英国人的天性无关。在动物保护运动兴起前,动物在英国的处境非常悲惨,英国甚至被称为动物的“地狱”。18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文明”概念在英国的传播以及英国“文明国家”身份的建构,英国社会中上层认为动物在英国的悲惨境遇与其文明国家的身份不符,是文明的耻辱,并有损英国人的道德优越感。由此,英国社会残忍对待动物与其自视文明国度间的落差,就成为19世纪英国开启动物保护立法和推进保护运动的“新动力”。     

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

“窑系”概念形成于20世纪,曾经在古陶瓷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作者认为,“窑系”的划分并不能从时代和生产规模上反映出瓷器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无太大意义。“窑系”的概念显然是从收藏和鉴赏的角度出发,并且受到了古人从收藏角度出发而编撰的谈瓷文献的影响。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就必然会感到这一体系的不足和局限性。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钟敬文与“人民口头创作”:因缘、调适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学苏联”的社会主潮,钟敬文积极将“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左翼革命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自身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本土的文明传统的事实深刻影响了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出于新文艺建设的需要,他注重“人民口头创作”的应用价值。在实际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又充分顾及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和独立学科构建的需要,对“人民口头创作”做了调适,力图构建更具本土化、实证色彩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显示出钟敬文在政治与学术间保持平衡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在“为学术”与“为文艺”两种学科目的之间的张力。     

论18世纪中叶澳门城市功能的转型

16世纪中叶以降 ,澳门成为东亚极重要和繁盛的国际商贸港。但好景有限 ,从 17世纪中叶开始 ,由于葡萄牙国势的低落和新起殖民国家的挑战 ,澳门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 ,这种局面更由于葡萄牙有关当局实行排斥其他西人进入澳门的自闭政策而愈发严峻 ,到18世纪中叶 ,澳门经济已呈难乎为继的窘况。在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反作用下 ,葡澳当局采行外人入澳合法化的措置 ,由此带来澳门城市功能由葡萄牙贸易港向所有来华西人居留消费地的转型 ,澳门社会经济赖此得以复振 ,进而奠定“东方蒙特卡洛”的城市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