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日经贸关系,促进东亚区域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形成统一市场并发行了统一货币的欧洲联盟,发展到了区域合作的最高水平.美国推动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促使美洲国家改变态度,同意就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进行谈判.而根据世贸组织统计,1970年世界上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和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共有6个,1990年时扩大到31个,2003年猛增至184个.……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政治统一的同时也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十年中,国民政府为振兴经济作了不少努力,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36年,国民经济达到了旧中国的最高峰。这里,根据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把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分为三个时期。     

江西工农银行一元纸币

江西工农银行是在东固平民银行基础上于1930年11月建立的。1928年,中共东固区委决定沟通与白区的贸易,成立“东固平民银行”。当年10月,东固党组织筹集基金3000银元,开办东固平民银行,到1929年又扩大基金8000元,发行纸币20000元。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建立赣西南苏区统一的财政经济和银行货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赣西南特委遂决定将原东固平民银行扩大为江西工农银行。     

天龙山石窟的建筑艺术

<正>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304年到439年,当时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原和西北建立了十几个国家,直到公元460年北魏灭掉北凉政权才统一了中原和北方。北魏统一中原后社会开始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     

稻作经济一体化与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

稻作农业的史前发生发展催生出长江流域的史前经济一体化,尤其在距今7000-5000年之间,稻作农业开始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主体。随着农业经济的革命,长江下游出现了极为繁荣的玉文化景观与符号体系,玉文化革命成为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一体化事件。从发生期的马家浜文化,到新变期的崧泽文化,最后发展到高潮期的良渚文化,玉文化成为长江下游区域性文化统一的符号标志。长江流域的稻作经济一体化直接催生了良渚玉文化的环太湖统一,而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最为突出文化表征是玉礼器符号体系的建立,而以玉钺、玉琮、玉璧、玉璜、玉冠状器、玉锥形器为核心文化要素的良渚玉文化六器,其中四种类型直接(玉琮、玉璧、玉璜)或间接(玉钺后来衍化出玉圭与玉璋)成为三代国家政治统一之后的礼制六器核心元素。     

庄世平与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两省报告中所提的“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这个文件．中央不仅把“先行一步”的任务交给了广东、福建两省,而且赋予了两省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和自主发展方面的诸多优惠政策。     

清代新疆钱荒与官钱票

清王朝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新统一新疆后,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共经历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就新疆地区的货币经济而言,总的来说,是有所发展的。新疆建省后,百废待兴,人心思安,民生和社会经济急需休养生息,为此,清政府新疆当局也作了很多努力,     

官员贪多久才被抓

“中国官员真幸福,贪了十年才落马,活够本了,人生可没有多少个十年呢”“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岁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

1928—1930年红四军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转战赣南、闽西等地打游击,再到建立中央苏区,其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首先,兵源与财源作为红军发展军事力量的两个必要条件常常难以兼顾,二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红四军在各地的攻防转换。其次,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对红四军的行军动向影响明显,寻找财源和恢复根据地区域与外部的贸易交通是红军军事行动的重要考量。再次,红四军对经济问题的考量也影响到其战略战术选择,其波浪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即明显受此影响。总之,毛泽东等人着眼于中国本土社会经济结构,创造性地将特定经济逻辑运用于红四军军事行动中,实现了苏维埃革命的中国化。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和刘少奇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2014年亚洲合作对话丝绸之路务实合作论坛在兰州举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促进亚洲国家共同繁荣发展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流与合作,2014年5月27~29日,在甘肃兰州将举办“亚洲合作对话丝绸之路务实合作论坛”。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举办的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主题的大型国际论坛,也是甘肃省第一次举办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部长级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patial Identity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The adoption of Schengen Agreement and acceleration of cross-border region building among European Union (EU) member states have considerably diversified the character of identity policies in European border areas. One important outcome is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identities for improving the policie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Using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ized spatial identity of North European twin cities Haparanda (Sweden) and Tornio (Finland) as study examp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moter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still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identity policies. As a result, the promo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spatial identity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remains unbalanced failing adequately to support the aims of cooperation policies. The in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cooperation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cooperation complicates the building of competitive and dynamic cross-border regions in the EU peripheral areas as well as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of EU's territorial cohesi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Voluntary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holds tremendous promise for solving policy problems wi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scope. In this article, we apply insights from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We address the question: What makes a government decide to exit an existing cooperative arrangement and join a new one with a stronger central authority? Our empirical analyses examine state choices about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w Interstate Compact for Juveniles or remain in an existing compact that serves the same purpose. Th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how governments make trade‐offs between their desire to maintain their autonomy and the need to overcome the transactions costs, coordination problems, and free‐rider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policy gains.     

论美国联邦体制下的州际合作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趋势的需要,消除联邦集权的必要和借口,维护自己在联邦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各州自19世纪末期开始了州际合作的努力.除了更加充分地利用联邦宪法赋予的签署州际协定的权利外,各州又相继发展出了统一州法和组建行政协作组织等州际合作的新模式.通过不断加强州际合作,各州逐渐构建起一个"没有华盛顿的联邦体系",缓解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止住了联邦权力扩张的势头,推动着美国联邦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着"以州为中心"的方向发展.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础上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它既允许实现各自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不限制伙伴的自由;它不是单一的关系,而是可在多个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反映出中俄在政治关系中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而两国的经济合作发展水平则远远落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目前两国还存在着一些因素阻碍着经济合作的发展,但两国的友好关系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

中俄睦邻友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间也经历了风风雨雨,而2001年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建立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继续扩大两国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加强文化、经贸交流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保持和深化给两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如加强与传媒的合作,促使两国彼此形成一种客观、友善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和看法;在解决两国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时,要立足于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研究两国过去的一些局部冲突问题时,应坚持历史的立场,不能把今天的评判标准用于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评价,更不能在评论事件时从今天的认识出发做道德判断等。     

尼克松主义对日韩安全合作关系的影响

就某种意义而言,“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实施的“收缩战略”。美国的脱身政策引起日韩两国的不安,两国一方面采取种种“自卫”的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安全合作。“韩国条款”和所谓的“事前协商”是美日韩安全合作关系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