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

北宋时期 ,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 ,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 ,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 ,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 ,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 ,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 ,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崇文抑武”风气的流行。     

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

“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是宋朝历史上突出的政治现象 ,即使是在最高军事决策组织的枢密院中 ,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本文从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情况入手 ,全面考察了其长贰由武将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 ,进而探讨了“以文驭武”方针在当时枢密院机构中的具体表现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浅谈汉初功臣集团的消亡

秦始皇创立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后,皇帝成为天下的主宰,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汉初的功臣集团,指创建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中既有文臣也有武将,构成了汉初的统治基础。形成相权强大,皇权相对较弱的局面。当皇权开始膨胀之后,功臣集团和皇权之间必将发生矛盾。功臣集团势力在西汉几代帝王的打压下最终衰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

作为一种特异军功褒奖荫叙,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滥觞于景泰朝,通过不断的事例积累和制度调整而发展成为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在长期的制度运行实践中,文臣荫武实际上起到了补充文臣封爵的作用,潜在政治影响巨大。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部分缙绅子弟成为世袭武官,绝大多数进入锦衣卫军官序列,客观上促进了明代社群阶层的流动,对加强文臣、武将间的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臣荫武制度以及荫武军官跨越文、武而形成的政治庇护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着军队的腐败。     

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中的一般规则,在特殊战略形势下,南宋兴州出现长时期武将知州的特例。武将知兴州直接导致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这与宋朝节制武将和实行强干弱枝的国策相违背。为此,南宋中央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设立宣抚使、制置使等来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期恢复宋朝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中央以文驭武对策,是一个认识宋朝国家政策地方化过程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明朝历代诚意伯

明初刘基作为开国功臣被封为诚意伯,开创了由他和袭爵后人构成的"诚意伯世家"。诚意伯爵位几度停袭,后又恢复,终与其他少数开国勋爵家族一起将贵族地位延续至明末。在明代政治演变中,诚意伯家族发生了由文臣向武臣的转变。该家族在整个明代贵族阶层中地位虽非最为显赫,但其特权地位仍足以使其后人骄纵跋扈,多为不法。明前期以文臣受封世袭的诚意伯家族与皇权间有复杂纠结,后期作为勋贵武臣的诚意伯家族则表现出贵族辅翼皇权的功能。     

评析满族骑射之变迁

“骑射”是满族的旧俗,源于射猎,由来已久,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骑射”在狩猎和军事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清代满族统治者将“骑射”作为“国策”定为“恒制”,以保持“马上民族”、“国语骑射”的本色。从而增强民族的内聚力,维护统治地位。后来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骑射”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减弱,并非它的衰落,而是进步的表现,作为体育活动,其文化娱乐,健体强身的功能,继续保留、传承下来,并有所发展。     

浅谈汉民族

一汉民族的形成 我们常把国家民族连在一起来说,其实国家和民族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民族,一个民族也有分隶几个国家的。但多民族的国家必有一个主要民族。列宁更从政治上来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试论明代皇权的政治基础

皇权问题在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明朝皇帝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本文拟对明代皇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皇权的政治基础,是指皇帝在实行专制极权统治时所借助和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居于上层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与专制皇     

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

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所领将军职有密切的关系。将军职是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前提条件。但是 ,都督诸州军事所领将军职不是与都督诸州军事合而为一的 ,保持明显的独立性。南朝国家为保证都督诸州军事获得将军职 ,采取多种途径授予都督诸州军事将军职 ,使都督诸州军事领任将军职表现出多样性。都督诸州军事所领将军职对都督诸州军事的任职具有明显的影响 ,表现为 :可以提高都督诸州军事的地位 ;可以影响都督诸州军事所处的等级地位 ;可以体现对都督诸州军事政绩的表彰。都督诸州军事与所领将军职的这种影响关系 ,是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表现出独自的特点。     

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

免官是刘宋政权处罚罪吏的一种常用手段。刘宋政权在政治运作中广泛采用免官手段处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违礼犯罪等,且犹以惩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和职务犯罪两大类为主。刘宋皇帝控制了免官起复权,但刘宋时期对罪吏免官后再叙的期限是没有严格规定的。刘宋免官制度对于强化皇权、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有着积极作用。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原因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官员数量渐增,国家财政开支加大,裁革冗官成为此后政治生活中不断议行的内容。张居正之前,已有多起裁革冗官之事,张居正担任首辅后,更大力推行裁革冗官的活动。这场裁革冗官活动共经过了四个阶段：万历八年为开始阶段;九年正月为高潮阶段;九年二月至九月为继续发展阶段;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为收尾阶段。所裁冗官推测当在一万员左右。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政局的变化,其所裁冗官陆续被恢复。张居正裁革冗官失败的原因有：活动本身有过火之处;在裁革冗官时对官吏的利益考虑太少。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民国初年,受到辛亥革命冲击的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而主要是团局。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人物有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有军事经历、直接掌握武力者通常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主角。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相关文物考订,指出《清明上河图》卷中表现了党争事件的后果,画中所表现的女性盘福龙发式和短褙服饰等,时间指向皆为徽宗朝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作者用模拟航拍制图方式"俯瞰"画中的城市结构,发现无法对应宋代汴京地图,确定此图所绘并非北宋汴京实景。张择端概括提炼了汴京城内外一部分代表性景致,是汴京实情而非实景。作者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背景,解开画中诸多图像的历史密码,特别是画家在展现清明期间商贸繁华的汴京城时,出乎常情地表现了惊马闯市、船桥险情、官员争道、军力懈怠、城防涣散、消防缺失、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等街头弊端,呈现出北宋末年沉重的社会危机,暗含着画家对社会的隐忧。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职能由原先的军事、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职能。     

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分析

文章依据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档案,分析了这一时期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等问题,并比较雍正、乾隆两朝的变化特点。揭示了旗人特别是满人的选官特权在乾隆朝更明显,任职比例大幅攀升,任职层级提高,且多在战略要地任职。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也分享了选官特权。乾隆朝武官人事渐显因循化趋势,循资任职比例增多,避籍制度宽松、年龄增大。通过对出兵记录的分析,估算了这一时期出兵西北、西南和台湾的比例。     

唐代官员赐服初探

唐代官员赐服是在特殊情况下或有特殊功绩,由皇帝亲自颁赐紫绯常服、玉金腰带或鱼(龟)袋,是官员权力地位的象征。促使皇帝赐服的动因,有国家运转的需要,张大国威的要求和笼络权贵的必要,亦有官员自身因素所在。     

‘Protection against the Lust of Men’: Progressivism,Prostitution and Rape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under US Occupation, 1916–24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US) military government's efforts to defend and empower local women during the first occupation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1916–24) and its reputation for tolerating sexual assault. It argues that US officials, inspired by a progressive ideology that linke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pheres, set out to reshape Dominican sexual and gender norms as a means to ensure political stability. Yet, these efforts fell victim to both Dominican and US Marines’ conceptions of gender and normative sexuality. Building upon a thriving body of scholarship that add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US efforts to redefine Dominican gender norm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ilitary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s women and provost courts’ responses to sexual assault. It concludes that, combined with an aggressive anti‐prostitution campaign, the military government's reforms succeeded only in creating an atmosphere favourable to crimes against women. Moreover, rape and the way it was prosecuted revitalised the patriarchal norms that US officials had set out to transform, thus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regime of 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whose thirty‐year dictatorship depended on the conspicuous control of women. Thus, US policies and attitudes not only ensured the failure of progressive reform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ongoing subjugation of the very women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had pledged to em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