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的“租栈”经营

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绅士地主仍然作为权力机构的主体活动于乡村,只是此时的绅士构成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呈多元化趋势,其阶层构成要素有所变异,然而绅士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仍具有代表地主权力机构性特征。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摆脱绅士地主和地方权力控制斗争加强,抗租事件随之增多,由于中国地主制度在20世纪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奠基力,活动空间较大,故更愿意选择类似于＂租栈＂的专门机构进行收租,进而导致了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而得以维持其统治的只有＂租栈＂制度。     

水乡寻镇 江南织梦——《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述评

本述评围绕吴滔新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的主要思路和问题脉络,尝试对江南市镇研究及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出若干探索方向。评述者讲述其与吴滔近十年在江南共同开展实地调查的真实经历,从而阐释书中有关水乡聚落环境、市镇型塑机制、市镇空间生产等重要分析框架的缘起和旨趣,进而提出尚待商榷和推进的若干课题。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的归档原则与归档范围——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本文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的归档基本原则与归档范围的积极探索,以使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的建立更趋规范和科学。     

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的归档原则与归档范围——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本文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的归档基本原则与归档范围的积极探索,以使企业社会责任档案的建立更趋规范和科学.     

保护性利用影响下的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文章以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为研究对象,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安地区已开展保护性利用的大遗址周边发展情况进行规律性总结,以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作为分析框架,以三次资本循环为逻辑主线,分析大遗址保护性利用与周边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空间生产理论由于其分析社会与空间的双向互馈优势,研究大遗址周边空间实现了精神性、物质性、社会性的统一;保护性利用影响了大遗址周边地区固有社会空间结构,直接动因在于空间资本化驱使下的物质调整;在空间功能演替与生产方式变革驱使下居民社会关系不断嬗变;文物保护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加剧了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影响与空间效应的研究进展——基于国际SCI和SSCI期刊论文的分析

高速铁路正在重塑区域空间格局,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以检索获得的347篇高速铁路社会经济影响与空间效应研究相关的国际SCI和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文献来源、发文量年际变化、作者和机构、载文期刊、研究主题等方面对全球高速铁路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高速铁路的空间效益、经济影响以...     

从“职住空间”到“社会空间”——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探讨

论文基于笔者对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活动的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以"社会空间"的形成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认为中国新移民通过"节点"的纽带作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构建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空间,中国新移民可以利用各种平台,运用各类社会资源,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中求得共生。网络式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更符合中国新移民高流动性、高层次性、高创造性的特点和当今时代特征。它的存在不仅使在日中国人在远离故乡的生活世界里找到族群公共圈,产生连带感和归属感,而且避免了与日本社会的正面冲突,有利于新移民在与当地民众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推进族群活动的日益丰富和活跃。     

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研究拾遗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经济侵略中,来自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的侵略尤为值得研究。学界对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往往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掠夺”,对间接的“对华投资”未有足够重视。并且,日本是一个刚刚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真正完成“工业革命”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当有重要区别。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特征将会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

清代汉中府水资源环境的不断变迁,引发了诸如水利设施兴废、水利冲突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控制权日益显现出下移趋势。但自乾嘉以降,在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官府力量似乎又显得重要起来。这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予教条性概括,必须考察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及其业务活动

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肇始于1864年,随着20世纪初东北地区主要城镇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日趋活跃,于1907年起在各口岸陆续设关.清政府设关的本意在于实施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缉私以增加税收,然而设关伊始就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在日俄两国的一再要挟下,清政府多次被迫与之订立不平等的关税协定,使日俄两国获利甚巨.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不但没能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门户.     

江南分省考议

在清代 ,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析分成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这在清朝甚至是整个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 ,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江南分省实现了“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并且 ,这种“名”的转变是建立在“实”的转变的基础上的。     

晚清东南社会变迁与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变迁显,这种变迁对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种积累主要表现在近代绅商阶层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反之,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又加速了社会变迁,这一点在东南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     

镇志的编纂和明清江南市镇变迁--以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

浙江湖州双林镇是一个自发成长起来的市镇。其历代镇志的编纂也由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完成。考察这些作者的身份,可以透视出双林镇的变迁。     

清代江南感潮区范围与影响

潮汐是海水在太阳和月球等天体的引潮力作用下所发生的周期性运动。江南水乡,地势低洼平坦,河湖密布,很早就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农田水系格局,是典型的平原水网区。其东面紧临大海,钱塘江、长江分列南北通海,极易受到潮汐的影响。地理学中通常使用潮流界与潮区界两个概念来界定潮汐影响范围,本文所述的感潮区包括潮流界与潮区界在内,是潮汐在江南地区的最大影响范围;潮汐可以分为正常潮汐与异常潮汐。异常潮汐是指由台风、气旋等引起的海洋水位异常增高,即古人所称的“风潮”,其影响较为剧烈,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重视…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