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节约度荒的历史考察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遭遇严重灾荒。党和政府把节约度荒作为克服灾荒的重要方针。在加强思想动员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力的节约度荒的举措。主要有:降低粮食、食用油、布等产品消费标准;推广利用代食品;压缩社会购买力等。这些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切实执行,为迅速缓解灾荒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节约度荒工作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面对极端困难时保持密切联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阎红彦

阎红彦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奉调从四川到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1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这期间,全国经历了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在1961—1965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视察太岳晋豫抗日根据地纪事

1942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这年春夏,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共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先后历时3个月,专程视察了太岳和晋豫抗日根据地。这次行动,是太岳、晋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山西省的"小秋收"运动

<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灾荒,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组织全省人民,开展了"小秋收"运动,领导全省人民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小秋收"是指入秋以后,农民利用农事空隙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的生产活动。山西人民历来     

1965年中国设立的两个特区

<正>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进行的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特殊而有效的措施,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度过了困难时期。在调整后期,中国试图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找出一条新路,改变统得过多过死的局面。为了照顾特殊地区的发展,1965年先后设置了安达特区和攀枝花特区,成为这个时期计划工作中的亮点。一、开发大庆油田与设立安达特区     

许光达大将

许光达（1908-1969）,湖南省长沙人,1925年入团,同年转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红军时期任洪湖苏区党代表,红六军参谋长。1932年赴苏联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抗大三分校校长,晋绥军区三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     

困难时刻的特区工作会议

<正>今年是深圳特区建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深圳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但这三十年的路并不平坦,恐怕不为人所知。我介绍深圳在最困难时期的一件往事。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治理整顿使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滑坡,市场萧条,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     

漫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养猪场

这里说的养猪场,是安徽日报社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一年困难时期,在肥东县撮镇附近创办的。那时许多机关单位都有同样创举。安徽日报社的养猪场有几十亩土地,兼搞粮食生产。它的历史使命有二：一是“改善生活”,给职工增加几斤度荒粮,吃一二两无须肉票的猪肉。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党和国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纠正错误,全力领导人民进行了救灾斗争,采取了精简城市人口、降低粮食征购量、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节衣缩食"瓜菜代"、提高粮食收购价、大办农业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扭转了局面,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生存与选择:“三年困难时期”乡村民众的生产自救——以山西繁峙大沟村档案为考察中心

"三年困难时期",极大的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在国家援助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生产自救"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来说,即是以此为一个核心的应对过程。本文充分利用了现收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繁峙县大沟村成册档案资料,试图通过微观个案的解剖研究,来还原当时乡村社会的应对。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民国时期浙江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1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民国时期。其行政区划前期(tL京政府时期,1927年前)是省、道、县三级制,中后期(南京政府时期,1927年后)是省、县二级制。     

饥荒岁月琐记

1959年冬至1961年夏，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16岁左右，处于初中到高中阶段，当时那些凄惨景象，深深刻印在我的头脑中。至今仍挥之不去。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炼钢铁的场面没有了．为“亩产稻谷6万斤，亩产红薯20万斤”（宣传标语）报喜的锣鼓声停止了，“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喊得少了，随之而来的是物资匮乏和饥荒。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本文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60年代初工业支援农业的历史考察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由于政策上"左"的失误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破坏,我国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提出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其中,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支援农业的内容主要有:压缩工业规模,增加生产农机、农具、化肥等。通过工业支援农业,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萌芽、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和初步发展时期(1954-1957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6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受严重破坏时期(1966-1976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完善时期(1976年至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的选择。同时,它又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密不可分。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