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教无尽藏法研究

本文首先对三阶教无尽藏法的印度源流进行了考察,得出其源自大乘菩萨诸无尽藏功德,尤其是"施藏".接着就三阶教无尽藏法进行了考释,除了利用有关无尽藏法的著作外,还大量利用三阶集录的其它著作对无尽藏法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见,它们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实质上是相通的.最后通过对三阶教无尽藏行的考察,谈到化度寺无尽藏机构的设立,认为其乃信义所设.     

三阶教化度寺无尽藏机构的管理与运转

化度寺无尽藏是三阶教的经济机构,存在僧人乃至俗人管理的情况,但管理并不严密,缺少监督。三阶教对无尽藏财物的施舍、运转都有明确的规定,从其行为来看应该不是出息、放贷机构,而是慈善机构,但某些寺院的放贷行为也给化度寺无尽藏贴上了出息放贷的标签。化度寺无尽藏的雄厚财富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其慈善事业又与政府意图相背,进而引起政府的猜忌,故而在唐玄宗的强力禁断下而始绝其迹。     

三阶教研究论著目录

三阶教在隋唐时期流行一时,由于其思想与实践与传统佛教、中国文化产生摩擦,自产生之初就被视为异端邪说,屡遭排斥,会昌灭佛之后鲜见其迹,文献多散逸.敦煌文献中保留了较多的相关资料,近年还在陕西淳化县新发现三阶教石窟,揭开三阶教研究新篇章.本文收集了近百年来三阶教研究的论著,以飨学界.     

敦煌遗画中的《引路菩萨图》赏析

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净土宗是专修往生阿弥陀净土的一个宗派。净土宗,由北魏昙鸾开教,北齐道绰继之,至隋唐问,善导大师为宣传教义,将布施所得用以抄写《阿弥陀经》数万卷,并画《净土变相》300余壁。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浅谈李翱“复性说”对宋代理学形成的影响

魏晋以降,佛教、道教崛起,与儒家鼎立为三,儒家丧失了两汉时期的独尊地位。佛教以其精致的思辨哲学替代玄学以后,佛教哲学的重点逐渐由本性转向心性。各宗派的心性论以真如本体为依托,把认识论与修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探讨人的本质及其与人的认识能力、情感意志活动规律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的理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哲学思想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道教向佛教学习,不断改进自己的讲义,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天台宗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承与发展

一 陈、隋之际,随着中国历史由长时间的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已经传播了大约五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也在酝酿着统一的趋势。由此形成的隋唐诸宗派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呈现出宗派林立的状况,但各宗内部无不是想以自己的理论统一庞杂的各种学说。谋求融合和统一是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主观愿望。 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当时流行的大乘     

“判教”与佛教本土化

南北朝时期判教体现了把异域文化归入本土的自觉意识,但其理路只是印度佛教部派和大小乘教判不同程度的翻版,其形式也多依据佛陀说法之形式。隋唐时期判教是为了创宗,即为各宗派的合法性寻找"正统"依据。唯识宗判教未照顾到人认识的多维向度和思维逻辑与历史先后的不一致性,缺乏"人本"关怀。天台宗判教仅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佛教本土化,禅宗则在实践层面实现了佛教本土化,并成为国人提升自身人格的精神支撑。诠判佛典应处理好"文字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克服各自局限中达至更具超越性的普遍性视域和更高层次的融通,从而实现佛法的"不二性"和"普度性"以及两种文化传统的对接和对话。     

关于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

在隋唐时期成立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中,天台宗成立最早。天台宗对后来陆续成立的佛教宗派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并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到日本、朝鲜。在日本,天台宗是平安时代(794—1192)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宗派,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在镰仓时代 (1192—1333)所成立的新佛教宗派中,净土宗、真宗、日莲宗以及临济宗、曹洞宗的教祖都     

皇唐三阶大德禅师造像碑

本文介绍的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以三组佛造像为碑的主体,且造像主尊不是三阶教徒口念的地藏菩萨。文章意在说明佛教其他宗派的造像、礼佛风气对于三阶教的影响可能是始终的,同时通过造像内容,对这通唐代三阶教造像碑的相对年代作了大致的推断。     

佛教两种末法观的对抗与阐释——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研究

武周之后,曾遭武则天两次禁断的三阶教有所恢复,但还是不断遭到佛教其它宗派的责难与批判。在敦煌地区不仅三阶教本身境遇如此,其信奉的主要经典之一《大方广十轮经》也遭到批判,以《十轮经》为依据绘制的经变画在莫高窟一出现就遭到当时实力强大的净土宗的责难与批判。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的洞窟内容就体现了十轮地藏系与净土宗两种末法思想的阐释与对抗,而这种对抗以净土宗的胜利而告终。     

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

新见《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并序》,是一方入华粟特人的塔铭,该塔铭由汉文和粟特文两部分组成。汉文部分共11行(包括题目),粟特文共17行。通过汉文部分考释可知,塔铭的主人出于昭武九姓的安国,但已经内迁到凉州姑臧,其族群当属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其居住地长安外郭城群贤坊地近西市,是唐代旅京外族人集中居住区。与常见的粟特人信奉祆教或摩尼教等三夷教不同,据铭文中"普别二法""一乘"等概念,联系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史实,征之以新出文献和文物,推测此优婆姨当为三阶教信徒。她虽然是在家修行者,但没有依据世俗的葬法,而是与其他信徒集中在三阶教创始人信行葬地附近埋葬,葬俗或属当时佛教的林塔葬。     

浅析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

佛教到隋唐时期其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达到新阶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论述隋唐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分析了佛教在隋唐时期兴盛的成就表现及特点,以揭示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状态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隋唐越州高僧及其佛学影响

隋唐时期越州佛教的发展以创立宗派和广泛进行佛学交流为主要特点,它改变了东晋南朝佛教由西向东单边传播的现象,代之以南北互动、东西交融的格局。在社会政治统一的前提下,高僧之间频繁的交往和弘法活动,成为推动越州佛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扩大了越州佛学在全国的影响。越州与京师长安之间的往来,是南北两个佛教中心之间的一种交融。越州高僧的佛学成就和佛教宗派的交流、会通,反映了佛教文化认同的趋势,表明这一时期佛学发展的渐趋成熟。     

三阶教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三阶教徒的判别标准有一定的模糊性,除了明显的几条判别标准外,凡是涉及到与三阶教有密切关系而又不是三阶教徒所独有的特征时,应总体上综合判定而不应一看到这些词汇就不加分析地认定是三阶教徒。三阶教《七阶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与《七阶礼》抄写在一起的很多礼忏文虽然在大的范围内可与《七阶礼》归为一个系统,但多数却并不属于《七阶礼》系统。不应仅仅站在净土教等宗派的立场上看它们对三阶教的非难,还必须结合三阶教典籍对这些批判进行回应,如此才能完整地把握三阶教与其他宗派的斗争。     

浅谈太原天龙寺及其明代佛教宗派

天龙山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精美的佛教石刻及皇家高氏所建的天龙寺院而著称。然而"天龙"的称谓以及其佛教的宗门派别历来说法颇多,从东魏北齐至隋唐五代金元时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和历代帝王之家与地方士族的信仰不同,其尊奉的佛门宗派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明嘉靖时期,天龙寺院出现有"敕赐临济正宗传法大师古潭"的碑刻记载,这说明佛教禅宗从唐代晚期新创启的"临济宗"传至明代依然兴盛全国及太原地区。     

天台宗与近代上海佛教

天台宗与近代上海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代上海弘扬天台教义的一些高僧大德,有一些直接与天台山的寺院有联系,他们有的是在国清寺或方广寺出家,有的则是在国清寺或方广寺受具足戒的。 近代上海的佛教,处于全国的领导地位和发展中心。其特点是我国隋唐时期所建立的佛教宗派,除禅宗和净土宗外,其余各宗均渐趋衰落,但在上海却都续有流传。天台     

中国密宗东渐日本的历史见证——谈日本京都东寺收藏的唐代佛具金刚杵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明帝时期,经过两晋至隋的五百多年发展,到了七世纪的唐代已达到鼎盛时期。唐代是个开放性社会,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佛教的许多宗派相继传入中国,而密宗就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新宗派。     

从《霍小玉传》看佛教对唐传奇的影响

佛教是自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的,迄今已达2000多年,对中国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且不断融合中国本土的儒、道逐步实现自身的中国化。佛教于隋唐时期兴盛,太宗先道后佛,留心学问,普及佛典,常与高僧交往,尤其是玄奘法师。此后的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等都信仰佛教,因为皇家的重视和推广,所以唐朝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等如日中天,佛教精英辈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禅宗的确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实现。禅宗相对于印度本土佛教有了很大改观,它是一种更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理想体系。对于文人,他们对佛教更多的理解为一种哲学体系,所以文人对于佛教的认识是透过迷信与民俗信仰的表层,深入到其宇宙观的内层的。     

试析“会昌法难”与唐末禅宗的勃兴——基于塔铭文献的视角CSSCI

"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经历的三大法难之一,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也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那些以义理研究为中心、需要稳定的生存给养的佛教宗派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禅宗的兴旺发达,诸如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等,都在晚唐五代时期迅速兴旺起来,成为声名显著的佛教派别。究其原因则是:禅宗高僧们审时度势,他们放弃了对中央政权的幻想,转而寻求地方军政长官的庇护,并且选择了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事实证明,禅宗各派在理顺佛门与官府的关系、协调缁素关系、争取底层百姓拥护等方面,走出了一条明智而成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