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冶县三处古遗址调查

大冶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西北邻鄂城县隔梁子湖与武汉相望;东北隔长江与圻春、浠水县相对;西南与武昌、咸宁县毗邻;东南与阳新县接壤。境内有大冶湖、保安湖,大冶湖水经纬源口进入长江。自古以来,大冶县便是鄂东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水陆两便。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山东乐陵、庆云古遗址调查简报

乐陵市和庆云县位于鲁西北边缘。北有漳卫新河与河北省为界;东邻无棣县;南隔德惠新河与阳信、商河两县相望;西与临邑、陵县、宁津三县毗邻。两市县面积约1697平方公里。境内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     

民国第一县的《皋农》杂志

<正>1995年的《如皋县志》记载:"如皋于东晋义熙置县,宋时为中下县,元至元年间升为上等县。民国时为一等县,与湖南邵阳同列为全国最大县。"正是这民国一等县,在民国时期确确实实也做出了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事业,比如编辑出版《皋农》杂志。《皋农》简历《皋农》,16开本,初由如皋县县立农场编辑出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唐代行州行县补考续论

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齐齐哈尔建城时间标定之我见

<正>齐齐哈尔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清代历史档案。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中的第35号档案。如果就城而言,在中国的汉代即有建县必定要筑城的规定,所以县与城的意义相通,县就是城,城就是县。在这里,县城的城已成为一个惯用之词,用来指县治所在,县城的城已经变成了城市之城,而不是城墙之城。也就是说,县是一个行政区域,而县治则是一座城。县与城既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建县宜作为建城的标志,而建城的时间则应以国家批准的时间为标定。推而广之,州、府、省也莫不如此。     

山西古今县名刍议

<正> 今山西省,共设七市一百零一县,加上废县设市的太原为一百零二县。榆次、长治、临汾、候马四市属县级建制。这样,今县(市)共一百零六个,加上历代易废的旧县四百三十五个,古今县名为五百四十一个,再加上同名县二十三个,达到五百     

民国以来我国单名县的置废状况及其当今启示

本文梳理了民国以来单名县的沿革情况。单名县的产生来源有三种,即沿袭清末政区、"划一令"及其后新形成的单名县。部分单名县的裁撤形式包括废县、建制变更和变更县名三个方面。废县有并入或合并两种情况;建制变更具体指撤县改区、撤县设市及改设民族自治县三种类型;变更县名包括全国范围内更改重复县名、个别原因变更县名和变更单名县专名用字三种方式。最后,提出了应当保持政区和地名的稳定;城市化对政区影响愈演愈烈;地名更名工作要充分吸收历史经验;需要处理好城市化发展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二者关系的当今启示。     

西汉朐衍县城地望考

西汉朐衍县城地望考亿里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岐、梁山与泾、漆水之北有朐衍之戎,后灭于秦。《汉书·地理志》又载,西汉于此地置县,因处于朐衍戎居地,故称朐衍县。东汉初期县废。由于史书仅记其大致位置,对其县城的县体地望,现代学者很难以文献资料...     

浙江省县(市)名简考

<正> 自从秦建郡县和以后,今浙江省境内开始有了县的建置。当时,由于人口稀少,生产落后,县的数量很少,在会稽郡的二十六县之中,位于省境以内的仅十八县(今钱塘江以南十二县、以     

管县市志要写到县

<正>管县市志是否要写到县以及如何处理与属县县志的关系问题,方志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1986年9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学术年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市管县的市志,一定要写到县。不写县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就不能反映市领导县的体制变化,就难以     

发展中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成立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库伦、奈曼二旗交界;西与北票市毗邻;南与义县、北镇、黑山等县接壤;东与彰武、新民等县相连。县境东西长一百一十四公里,南北宽九十四公里。总面积为六千二百六十四点二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四点一八。 全县总人口69.2万,少数民族人口为14万,其中蒙古族13.5万。占全县总人口的19.5％。     

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

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     

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特种区考论（1935—1945）

1935年至1945年间,福建先后设有12处特种区,其设置始于国民政府在基层推行的"分区设署"政策,最初参考了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的设置模式。1935年开始分设区署时,福建省府提高了部分普通区署的权责、经费,称为特种区,仍为县辖政区;1937年厘定职权、强化机构、划定边界,成为准县级政区;1940年后因推行新县制,或升县,或降普通区,仅周墩、柘洋二区作为预备设县单位予以保留,职掌已与县相仿,至1945年正式改县。随着基层分区制度不断调整,特种区规制逐渐向县制轨道靠近,但因区域小、人口少,内生设治动力有限,只有少数升格为县。特种区的置废历程不仅是福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深刻反映了县辖政区的演化逻辑。     

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

“道”为秦国创设的与县平行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 ,通常置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的设立与少数民族治理关系密切 ,负有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事务的职能。汉代的“道”多承袭秦制 ,但随着郡县制的成熟 ,“道”在行政职能上与县逐渐融合 ,在职官设置、司法职权、居民管理等方面与县的差别也渐趋一致。至汉武帝时新开“三边”之地 ,初郡中新设置“道”的数量已大大减少 ;直至仅设县而不置“道”,原有的“道”也直称为县或遭废弃。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所载汉武帝初年南郡"免老"、"新傅"、"罷癃"等3个统计簿,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就西汉南郡属县(包括道和侯国)的变动情况得出几点认识:江陵、巫、宜成、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中庐、邔等10个县、道、侯国,均与西汉朝相始终,且当一直属南郡;孱陵、索、下隽、竟陵、安陆、沙羡、轪等7个县、侯国,西汉前期应属南郡,之后分别转属他郡或他国;销、显陵、醴阳等3个县,当分别于西汉前期或后期废置,废置前均应属南郡;便侯国约于文帝时由长沙国迁入南郡,武帝元鼎五年国除,改置编县;枝江、当阳、郢、鄀等4个秦置县,西汉初或均废置,武帝初年以后又都复置,且属南郡;高成、华容、襄阳等3个县、侯国,均当为武帝初年以后新置,属南郡;西陵县,西汉时或从未属南郡。     

试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辖县数目有了较大增长,其中由场升县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区的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集中涌现,并在五代、宋初逐渐升格为县;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县以建州、福州、泉州三地最为集中,并在宋初扩展至福建西南部的汀州。这样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增长、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与移民的迁移路线,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均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由场升县"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既体现出唐宋之际朝廷统治权力在福建地区的渐趋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寻求建制升级与中央认可的积极努力;既是一种由上到下的行政调整,也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动,是"官"与"民"互动的结果。     

北京政府时期全国政区沿革概况(三)

广西省:省会邕宁县。清代,全省置桂平梧、右江、左江、太平思四道;1913年2月,改置邕南、(?)江、漓江、柳江、田南、镇南六道;1914年6月,按前六道原辖区置南宁、苍梧、桂林、柳江、田南、镇南六道。1926年,撤道设区。全省八十八县。九土州、三土县、六土司。本省不设县佐。南宁道:治邕宁县;辖邕宁(原名南宁,本南宁府附郭首县,1913年6月裁去南宁府名称,改用邕宁府,1914年6月改名邕宁)、扶南(原为新宁州,1912年1月改州为县,因与     

县级博物馆人才问题刍议

<正> 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文博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众多的县级博物馆(以下简称县博)如雨后春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据《中国博物馆通讯》(88、6)“小统计”,县博已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50％。由此可以看出,县博已成为我国博物馆队伍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它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已建成多年的县博很不景气,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走出低谷。目前,县博存在的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经费拮据、专业人才匮乏。下面笔者拟对县博专业人才问题,聊陈刍议,祈望各位前辈与同仁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