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钱庄的投机性和金融脆弱性:原因与反思

我国从近代开始就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有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也存在信用不稳固、投机性和脆弱性高、不利于金融稳定发展等问题。探究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信用不稳固和投机性浓厚的原因,汲取金融史上的教训,有助于政府和世人客观看待当代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银行发展政策来促进我国银行业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钞票之税”: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财政、货币逻辑

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是银行税实施的行业基础,但税制的推行仍需要合适的政治及市场机制。晚清度支部曾关注银行"余利税"和"发行税",但未进入政策层面。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官员拟订了发行税草案,辅助实施旧币整理,未能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新的银行收益税及发行税法案。该收益税属于营业税体系,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银行业接受此税之成立,但要求降低税率。发行税属于政府以特许发行权而获得的税收收入,蕴含着实施钞券发行管理的货币政策目标。银行公会认为两税同征,存在重复征税,且中外不能一律,一度请求暂缓。但在政府强压之下,财政部和银行公会仍然达成纳税协议。政府通过差异化的发行税政策,促使发行权逐步向中、中、交、农四行集中,最后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纵向观察中国近代银行税的推进历程,其开征受到政府财政能力及银行业行业形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控制纸币发行的货币管理职能。     

中国近代银行业内部监管机制探析——以中国银行为例

银行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系统的安定,由于它在经济中地位的特殊性,使得银行业受到比其他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银行业的监管一般分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内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银行业健康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结构框架在经过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步的建立起来,其中的许多地方对当今金融体制改革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银行业内部监管机制探析——以中国银行为例

银行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系统的安定,由于它在经济中地位的特殊性,使得银行业受到比其他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银行业的监管一般分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内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银行业健康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结构框架在经过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步的建立起来,其中的许多地方对当今金融体制改革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近代民族银行公司第二次发展高潮及其成因探析

近代民族银行公司的第二次发展高潮,为我国银行发展及银行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政府重视银行公司及银行制度的建设、依法加强银行业的监理、督促银行充实资本、引导和鼓励银行合并、培育优秀的银行家队伍等举措,对我国现阶段的银行发展及银行制度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沈阳制作“张学良将军铸币存珍”

4月 9日,坐落于浦东大道 9号金融大厦的上海市首家“银行博物馆”开馆。博物馆以上海近代银行发展史为主线,展现了上海近代银行业的变迁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国有银行的成长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上海近代银行业的变迁”、“新中国上海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改革奋进中的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三部分,有展品 730余件。该馆还附设中国钱币陈列厅,有展品千件。 　　此家银行博物馆由上海市工商银行主办,市档案馆协办。 上海开办首家银行博物馆@旭东     

《大清银行行史》简评

在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大清银行当为不可缺少之一章,这不仅因为它是我国近代新式银行的第一批成立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且与今天仍在发挥着巨大影响作用的我国重要金融机构组织之一的中国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疑,加强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金融业、银行业的成长、发展规律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了解。遗憾的是,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大清银行的研究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仅就此点而言,孔祥贤同志所撰之《大清银行行史》已起到了开拓新境的作用。     

略论陈光甫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

陈光甫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银行家。他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由一个资本不到10万,职工不过10人的小银行,一跃而成有名的“南三行”之一,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江浙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试图对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做法作些叙述和剖析。     

简明中国银行史（二）

简明中国银行史（二）王一成,达津三、中国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本国银行业的兴起时间是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下,近代新式银行业的产生,是因于资本家对他们之间信用中介机构的需求而形成的。银行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种形式,它的职...     

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稽核机制述论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类型大致可总结为内生性风险、外源性风险、政策性风险等数种,其中尤以内生性风险因其隐蔽性强、风险危害大,对银行业的资金安全影响深远。如何防控内部业务风险,是银行风险防控的重要课题。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职权独立、专业化、制度化为主要特征的内部稽核机制。以账务检查、业务改进、人事防腐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稽核不但优化了近代银行业自身的业务与管理结构,提高了银行业务水平与管理效率,也丰富了银行业自我风险监控与防御的手段,降低了银行业整体业务风险。     

论王阳明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史历史,王阳明思想对近代人们,特别是近代政府掌权者影响很大。近代政府中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是较为典型例子。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保甲制度"为主要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博士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 0 0 2年出版。本书是作者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上海金融地位与旧中国政府》的最终成果。作者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所藏有关银行档案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至 1 937年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爆发这 1 0年间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金融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战略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全书 33 1万字 ,可看作是作者主持撰著的多卷本《近代上海金融通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金融业与国…     

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

银行学会于1932年12月9日由上海银行业人士发起成立,1950年3月3日改组归并至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作为旧中国唯一的全国性银行学术团体,银行学会在存续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对推进银行学术和实务研究、培养银行业专门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前汉口华资银行人事管理述评

汉口华资银行出现晚、发展快,至抗战爆发前已经成为汉口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汉口华资银行绝大多数银行是分支行,本地银行的发展比较落后.汉口华资银行在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中,如何选取一种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合汉口地方金融特点的人事管理形式,是汉口各大银行面临的普遍问题.民国时期,汉口华资银行在人员的选拔与聘用、员工的培养和员工的待遇与福利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汉口华资银行独特的人事管理方式是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特色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发展变迁过程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西交民巷地区与近代北京华资银行业的发展

北京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西交民巷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西交民巷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古老街道,形成历史久远,近代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在上个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西交民巷见证了近代北京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银行卡产业的价格行为研究——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

本文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基于我国银行卡产业是寡头垄断型的市场结构,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行为进行研究。通过大型国有银行和较大股份制银行收取年费和ATM跨行取现手续费,而中小银行坚持不收费的价格行为,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试图揭示价格行为的原因、合理性和反映的趋势,并对银行的市场行为和改进定价方式提出了建议。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初探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文章介绍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重点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在行政、财政及税务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

省银行的存在是近代中国金融业中的独特现象。它既属于国家银行体系,但又不是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而是自成系统,与国家银行一样采取总分行制。近代中国的省银行大多都经历了由专门发行货币向参与地方实业的过程,贵州的省银行也不例外。以1935年为间,贵州省银行的发展明显地分为了两个阶段,前期依附省财政,主要业务便是发行货币;后期开始涉足实业,从事于地方经济建设。     

抗战前十年传统银行业进一步衰落的原因及启示

抗战前十年,民族银行业内部再度发生明显的新旧交替现象,我国传统银行的另一支重要力量——钱庄也随着新式银行业的创新发展而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落趋势。传统银行的衰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民族银行业近代化的必然结果。钱庄业的整体衰落表明,公司制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方向,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民族银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

20世纪30年代,围绕<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和<兑换券发行税法>、<储蓄银行法>等有关银行法规的颁行,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这不仅从一个特殊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形成,揭示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客观上也表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业务的开展乃至金融体系的构架,都不能离开法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