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大同帝君庙

大同帝君庙是专门供奉文昌帝君的道教神祠,是现存于今为数不多的研究文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实体建筑。文章对大同帝君庙的历史变迁进行叙述,后移步换景,按山门、帝君殿、玉皇殿先后顺序对大同帝君庙进行描述,并对其蕴含的人物故事、神话传说进行简单叙述。其建筑形式和蕴含的人物故事、神话传说,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在21世纪的今天,对大同帝君庙进行研究,有利于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使之有序传承,从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北帝”的崇拜

北帝,又称北帝真武帝君、荡魔天尊(又名玄武、真武、黑帝、上帝等),是道教大神之一。在珠江三角洲民间则俗称为北帝。     

明清时期粤西民间的真武信仰

<正>真武，即玄武，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也是道教所奉之神。据《云麓漫钞》卷九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因避讳，始改玄武为真武。宋真宗时(998—1022在位)，尊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1]。学界关于广东真武信仰的研究，历来多集中于珠江三角洲一带，     

近三十年来文昌文化研究综述

<正>文昌帝君是道教尊奉的管理科举文衡的大神,由上古时期的文昌星宿崇拜开始,在晚唐时期与蜀地的梓潼神崇拜相结合(梓潼神崇拜是指四川梓潼地方神崇拜)。在宋代,二神合而为     

张献忠的流寇人生（下）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     

解读晋祠文昌宫、晋水七贤祠及其奉祀

文昌宫多奉祀于汉族民间和信奉道教的地方,各地多有建筑。在晋祠,文昌宫与晋水七贤祠共处一楼,虽祭祀不同,但二者在晋祠民间皆深入民心,广为祭祀。本文意在解读文昌宫、文昌帝君及晋水七贤与晋祠的渊源。     

明代德化窑梓潼帝君造像考析

明代德化窑梓潼帝君造像1987年出土于兰州市庆阳路明代白衣寺多子塔塔刹,一直以来被误定为明肃王造像和福、禄、寿“三星”之禄神,经笔者多方考证,准确的定名应是梓潼帝君亦称文昌帝君,是道教中掌管文昌府事及人间官禄的神。     

山西现存文昌魁星类建筑中的文化崇拜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从历史早期开始就崇拜日月星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日天官”。魁星原为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称,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此四星除合称“魁星”外,亦被并称为“斗魁”。后道教尊其为主宰文运的神,作为文昌帝君的侍神。     

真武大帝和佛山祖庙

真武大帝,又称北帝真武帝君、荡魔天尊（又名黑帝、玄武）,是道教大神之一,全国各地皆有真武庙,但以北京永乐十三年所敕建的帽儿胡同真武庙、湖北均县武当山和广东佛山祖庙的真武大帝庙较为闻名。我国民间信仰真武神年代已非常久远,特别明朝以后,民俗信仰尤甚,近代以来,南方民间信仰更为普遍。     

清代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二十四诸天像初探

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是平凉地区清中期代表性佛教、道教融合艺术遗存,主体为十八罗汉和二十四诸天,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其神像文武兼备、男女各异、个性鲜明。其中,二十四诸天尊格选择与一般斋天科仪有所不同,诸多造型均以道教神祇典型形象出现,并将佛教摩利攴天以道教斗姆元君的形象展现出来,这些都是佛道艺术融合及世俗化的典型例证。     

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道教向具注历日的渗透

敦煌历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历注中拥有丰富的道教内容;而在900年以后,道教内容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本文在整理、统计、归纳敦煌具注历日中宗教方术内容和辨析其是否属于道教范围的基础上,考察认为,道教对具注历日的渗透反映了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世俗化发展;敦煌具注历日是道教走向民众的桥梁;道教向历日的渗透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敦煌道教历史、敦煌民俗文化,认识道教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及诸多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述道教对中国古代墓葬活动的影响

东汉时期道教创立,追求长生不老和修仙之术,引起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推崇。随着道教的兴盛,道教的神仙思想、阴阳学说、道教四神及仙鹤等有道教色彩的元素都出现在人们的墓葬中。本文重点从三方面论述:一,道教对墓葬中汉画像石艺术的影响,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及东王公形象的多次出现;二,丧葬活动中道教的参与,道教文书或道符文字在陪葬品中的出现;三,富有道教色彩的用于镇墓或代表祥瑞的神兽仙禽的出现。通过这三方面的论述,阐明道教对人们墓葬活动的重大影响。     

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简评

巴蜀地区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历代高道辈出,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迄今对巴蜀道教史的全面研究仍相对滞后。已出版的几部《中国道教史》,由于其涵盖面宽,对巴蜀道教的记述均较为简略。因此,对巴蜀道教的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研究地域性道教历史及其文化,需要从大量的地方文献中搜寻史料,而散处各地的道教碑文,当是此种地方文献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以前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进行全面的搜集、校订和编辑工作。如今喜见由龙显昭教授（四川师范学院文化史研究所所长）、黄海德副研究员（四川省社…     

浅析荥阳北周村东魏造像碑

北周村东魏造像碑是河南现存较为完整的佛道造像碑,碑体高大,雕刻内容丰富。该碑始造时应为佛教造像,后来因需要又将主尊释迦佛改刻成道教祖师形象,成为佛道造像碑,反映了当时道教利用佛教造像来宣传道教教义。本文从其雕刻内容和时代风格以及道教造像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北朝晚期嵩洛地区道教对佛教造像的改造和依附。     

何格非考略——从大足南山石刻诗碑说起

大足道教石刻人物历来关注极少。本文对大足南山道教石刻中宋代昌州军州事何格非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梳理,可见其为道教文化的崇尚者,对道教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是大足道教石刻在南宋绍兴年间兴盛不可忽视的人物。研究其生平,对于地方志研究、宋代诗歌等研究亦有一定帮助。     

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正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考察得出,历史上的儒教、道教、佛教都被称为教的说法大致开始于北魏寇谦之与刘宋顾欢的时代,这是其《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王皓月译,齐鲁书社,2014年)新范式道教史下的道教定义所决定的。三教关系所说的三教是广义儒佛道三教交涉而形成的包含儒家、道家、道教、玄学、佛教五方面及其交叉形成的复杂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已传入中国,道教、玄学盛行,这一时期是三教关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对展开三教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藏真武造像

真武大帝是道教四象之一,为镇守北方之神。本文通过山西省艺术博物馆馆藏真武像来探讨真武的起源和发展,并进行真武形象的研究,从而把真武像分为三类,得出真武像由武神形象发展到文武神形象,定型于文神形象的发展总趋势。     

莫高窟壁画飞天艺术形象探微

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艺术形象从初期的印度风格逐渐演变为本土民族的传统文化形象,其发展过程漫长而曲折。飞天形象在风格、形态方面深受希腊和犍陀罗文化影响,对希腊的"天使"有隐性的借鉴。乘佛教东渐之风,飞天艺术形象进入中原地区后,同我国道教的"羽人"形象相互融合,至盛唐时期,飞天艺术形象完全中原化。飞天艺术形象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同中原传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中国的飞天艺术形象,这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艺术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

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游子安所谓善书,是劝人实践道德、修善止恶的著述。明清时代,善书在民间广泛流传,流通较广的是《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及功过格等。据善书研究的开拓者酒井忠夫的界定,功过格“是指将中...     

寻道鹤鸣山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一个名叫李耳的藏室吏在竹简上艰难刻下五千字的著作《道德经》之后,出关,消失在西行的路上和中国的史册里——后世奉李耳为道家的创始人,并尊称其为老子。一直到公元2世纪的某一年,李耳才又忽然现身。这次他是以神的形象(太上老君)出现,并且赋予一个名叫张道陵的人以神启,这一年是公元142年,地点在今四川省大邑县鹤鸣山。于是张道陵成为道教的创始人,而鹤鸣山则被公认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此后的故事在神迹和现实的交汇中向前演进,赋予这座山一种神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