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述论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是抗日烽火的产物,是党的领导的结晶、革命传统的继承,是中国人民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讴歌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丰功伟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艰苦创业和贴近生活的鲜明特色和经验,为我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谈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精神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抗战全面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精神主要体现在政治坚定、导向鲜明的党性原则;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革命传统;贴近生活、通俗生动的求实风格三个方面。     

一部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集大成之作--《华中抗日根据地史》读后

2003年5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主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一书。该书是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立项的重点科研项目,是作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史     

毛泽东对发展新四军和创建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习近平在论述毛泽东一生伟大贡献时指出:“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者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今天,我们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我想联系新四军的斗争历史谈谈体会。     

纪念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八十周年 刘少奇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1938年5月,蚌埠、徐州相继失守,皖东北所有县城和集镇全部陷入日伪之手,广大百姓惨遭蹂躏。刘少奇遵照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议,为遏制敌人疯狂侵略和残暴屠杀,于1940年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北地区第一个抗日根椐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在日伪背上的一把尖刀。     

永远的丰碑——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巡礼

201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和宜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一行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纪念馆坐落于苏浙皖毗邻的太华山西麓,在宜兴市太华镇境内。展馆四周苍山翠竹,北侧人工湖波光粼粼,风景十分优雅。这里是抗日战争后期苏浙皖边区的革命根据地。     

运河两岸战日顽——家父贾公磊在“挺纵”的烽火历程

抗战初期,发于苏南丹北地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以下称“挺纵”),是由管文蔚同志亲手创建的一支抗日武装。他们驰骋大江南北,鹰战运河两岸,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85年前,我父亲跟随这支部队走过了两年的风雨历程。时光茬,岁月悠悠,如今父亲遗留的珍贵档案和革命文物仍在向我讲述着他在“挺纵”的那段烽火岁月。     

陈玉生是这样成为特别党员的

1938年9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三支队政治处主任惠浴宇派共产党员金求真到苏中泰兴重建党组织。金求真是江苏宝应县人,1938年赴苏南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挺进纵队三大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挺进纵队四支队政治处主任、中共苏北工委、苏北特委委员。陈玉生的抗日救亡大队成立于1938年2月,是由农民组成的抗日武装,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遭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压和围堵。     

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在1942年后受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县区以上行政公署的重视,根据地发动了旨在改造和健全基层政权的乡选活动。在乡选过程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乡村民众积极参加,各阶层参与程度不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最大化地展示了乡村民主,并建立了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增强了乡村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     

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改变了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结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保障了佃权,削弱了佃农的人身束缚,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并由此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统一累进税在抗日根据地得以实施的原因——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对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与整合。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在财政税收制度上实行统一累进税,是财政税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这项政策首先在晋察冀边区实行成功后,又推行到晋冀鲁豫、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分级次,分税率统一征收,是一项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大改革和创新。     

我收藏的两张华中银行币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先后建赢了苏中、苏北、苏南、淮北、淮海、淮南、皖江等抗日根据地。在对敌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在根据地建立了银行,设立印钞厂,发行货币,开展经济斗争。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1941—1945）——基于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考察

1940年8月,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为契机,在新四军战斗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1941—1942年,华中地区的日军俘虏初步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之间长期处于分散和独立的状态。1944年,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各师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工部的领导下,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在争取和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剧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戏剧运动中,政府通过组织成立革命剧团、团结教育民间艺人、发动群众参与创作、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演出等方式,将文化的改造与根据地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戏剧运动,根据地政府不仅达到了以民间文化形式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目的,而且实现了以戏剧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全面动员和改造,使政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根据地社会。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黄桥决战胜利的精神力量之浅析

1940年10月初发生在泰兴地区的黄桥战斗,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部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进攻的一场生死决战。这场战斗,震慑了日伪军,打击了顽固派,为新四军东进北上打开了通道,同时也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黄桥决战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仅从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着力加强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党所领导和创建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这种实践表现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反击奴化等错误思想以培育民众正确的民族认同观、宣传历史和现实中的榜样典型以提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文化灵魂以凝聚民众的民族向心性、注重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以增强对民众的民族吸引力等方面。实践的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正式形成,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际与代内流动——以冀中地区新编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新编地方志在中共党史和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运用集体传记研究法和计量统计研究法来分析冀中地区各县的新编地方志,可以得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代际流动的机制运行中,父辈职业情况对子女职业情况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折射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内流动属于制度变革下的代内流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这种代内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而且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代内流动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