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徐州沛县创新产业园一期汉代墓地发掘简报

2022年1月,徐州博物馆配合沛县创新产业园一期工地建设清理汉代墓葬16座、明代墓葬1座。汉代墓葬类型有土坑墓、石椁墓、砖室墓等,出土陶器、釉陶器、铜器、铁器、滑石器等器物四十余件,为研究汉代沛县地区的丧葬习俗、探索地域文明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明代墓葬地面石刻均为汉画像石改制而成,对研究汉画像石及其再利用颇有价值。     

河北临城补要唐墓发掘简报

补要村遗址位于河北省临城县东镇补要村东南部,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仰韶文化晚期、先商文化时期、中晚商时期和汉唐时期的遗存。此次报道了4座较重要的唐墓,4座唐墓出土的器物有釉陶器、陶器、瓷器、铜器、骨器等。这4座唐墓为研究邢台地区唐代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句容寨花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

2005年4~9月,为配合宁常高速公路建设,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江苏省句容市发掘了寨花头村6座、周岗村2座土墩墓。8座土墩墓共发现墓葬95座,器物群50组,灰坑12座,房址4座。出土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硬陶器、软陶器、玉器等共1334件。本次发掘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深入研究江南土墩墓及青铜时代江南地区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     

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发掘简报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洛阳市洛南新区西晋墓(C7M3742)发掘简报

2008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发掘1座西晋时期墓葬。此墓为单室砖劵墓,出土有陶器、石器等。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具有西晋中晚期特征,为研究西晋时期墓葬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江苏淮安金湖西安村墓地发掘简报

2013年1～4月,淮安市博物馆对金湖西安村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各类墓葬46座。其中汉代墓葬37座,分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南朝墓1座,唐代墓2座,宋代墓2座,清代墓4座。汉代墓葬出土了一批陶器和釉陶器,器类有鼎、盒、壶、瓿、罐等,以及少量铜器、铁器、漆器、料器、石器。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器物演变充分展示了该地区汉代文化的基本面貌。     

上海广富林遗址2012年南京大学发掘区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2年上海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对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南京大学发掘区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1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玉器和石器。根据墓葬开口层位、随葬品组合、典型陶器演变序列判断,10座墓葬年代存在早晚差异,其中早期墓葬3座,中期1座,晚期4座,另有2座因被晚期水沟打破不见随葬品而未能断代。墓葬均位于高土台上,反映了良渚先民择高处而葬。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良渚文化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1年度发掘简报

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会仙堡、祠堂堡、水井湾、吊脚崖4个发掘点共发掘墓葬33座,墓葬形制分为土坑墓、土坑—砖室复合结构墓和砖室墓三类.出土器物丰富,主要有陶器、釉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以及少量银器和玉石器,另外还出土了大量铜钱.墓葬时代大体可分为西汉、新莽、东汉和六朝4个时期.各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有所不同,其中土坑墓的年代为西汉至新莽时期,土坑—砖室复合结构墓的年代为东汉早期,砖室墓的年代从东汉至六朝.     

大连长兴岛西礓坡墓地发掘简报

2010年5月,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瓦房店市博物馆对西礓坡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5座,其中砖室墓1座、石板墓4座,周围有多座石板墓已被完全破坏。墓葬随葬品较少,以陶器为主,有白陶瓮、陶房、陶鼎、釜、罐、盆、耳杯,以及玻璃耳珰等。此外有的墓葬还发现有动物骨骼。年代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     

宁波鄞州老虎岩三国至唐代墓葬发掘报告

2009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栎斜村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三国到唐代的墓葬19座,发现4座纪年墓,出土青瓷器、硬陶器等各类器物66件,相关的墓葬形制演变、纪年墓砖铭文、埋葬习俗特点为宁波地区三国到唐代的墓葬断代、墓葬形制和葬俗研究提供了典型的年代标尺和第一手资料。     

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东汉墓葬发掘简报

2006年2月至5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武隆区文物管理所对武隆区土坎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6座,除M19为明代墓葬外,其余25座为战国至东汉时期墓葬。其中,东汉中晚期砖室墓2座、石室墓1座,均为带甬道的单室墓,随葬品基本组合为釜、罐、钵以及各类明器,在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等方面与峡江地区的同时期墓葬基本一致。这次发掘进一步充实了乌江下游东汉时期墓葬资料,凸显了乌江作为古代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廊道作用,对研究渝东南地区汉文化面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及汉代墓葬

2007年发掘的49座墓葬中,可以断定22座墓属于战国时期、8座墓属于汉代。战国墓的墓葬形制有甲字形土坑积石木椁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陶器、铜器、玉器、水晶、玛瑙器、石器、骨器等。汉代墓有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种,随葬品有铜器、石器、骨器、铁器等。     

南阳山东两地汉代画像墓葬之比较

南阳和山东是我国汉代画像墓葬发现和使用较早的两个地区,但两地画像墓葬的类型、形制以及发展的趋势各不相同。比较两地汉画墓葬的类型、结构形式、画像装饰的题材和布局,对深入研究汉画墓葬的兴衰及其社会根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庆市万州区包上秦汉墓地

包上墓地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新乡镇寨子村八组,北与武陵镇隔江相望,东北距万州市区约36.5公里,地理位置为东经108°15′25″、北纬30°33′75″(图一)。墓地位于长江南岸一级台地上,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各     

三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初探

一、秦汉时期家族墓的一般情况关于家族墓的含义,可以徐苹芳先生的看法为代表:秦汉以来,随着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族葬墓地逐渐消失和改变,代之而起的是家族葬。在一个大墓地中,出现了若干不同姓氏的、以家族为单位的茔域。家族墓在古代文献中往往称塚(冢)次、先     

重庆万州区梁上墓群发掘简报

2004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对三峡库区梁上墓群进行考古发掘.该墓群主要是西汉到南朝时期的石室墓和土坑墓,出土各类文物60件.其中M1、M2、M3、M5、M8可能同属一个家族.为研究长江流域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山东日照市大古城汉墓发掘简报

西汉时的日照市东港区属徐州刺史部琅琊郡海曲县,故城位于日照街道办事处烟墩岭村南,城垣至今犹存。1987年在距故城1公里处的“苗姑墩”清理汉墓3座,出土了精美的汉代漆器、铜器、铁器、木器、釉陶等,这是日照地区出土的第一批汉代实物资料,对于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葬制、葬俗和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淮安金湖徐梁村战国西汉墓葬群发掘简报

1999年至2006年,淮安市博物馆在金湖县徐梁村共发掘墓葬18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随葬品。其中部分墓葬具有同为家族墓的可能,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器形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初定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M18年代属于西汉中期。这批墓葬中M1主人身份地位最高,M18主人也应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南京市湖熟镇窑上村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湖熟曾为两汉时期湖熟县治所在地,汉代墓葬较为集中。以往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多为西汉中晚期以降,未见西汉早期墓。窑上村6、7号汉墓,时代属西汉早期,其清理规范、资料完整,在墓葬时代及分布区域上较以往有所突破,对于研究湖熟一带汉墓的分布规律乃至南京地区汉墓形制的演进及汉代丧葬礼俗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