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采访者手记

淮阴历经过两次解放,第一次是1945年从日伪手中,第二次是1949年从国民党手中。 1978年,我参加清江市委宣传部革命回忆录编写组工作,任务是采访撰写1945年第一次解放淮阴城的文章。     

国民政府一二两届立法院组成分析

立法院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0月议设。其时国民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将“以党治国”,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来行使“治权”。以立法院的组织形式来规划国家法律体系,既源于孙中山的理论构想,也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统治国家的一种尝试。至全面抗战爆发,共产生过四届立法院,前两届与后两届在委员数量及构成上有较大差别。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在对第一、二届立法院构成人员进行一些量化分析,以期深化对立法院的研究。     

浅谈消除地方志书中的政治隐患问题

本人有幸参加过两次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第一次是1983年至1988年在江西参加一部县志和一部县级地名志的修撰,那次参加了从采写、编纂、直至成书的编修全过程。第二次是应佛山市相关单位之聘,从2006年1月至今,参加佛山市、禅城区两部志书和佛山军分区《佛山军事志》编纂。由于多年从事志书编纂工作,审读的志稿也多,就有了一些体会。这里,我想就消除地方志书中的政治隐患问题,谈点个人看法。这里所说的政治隐患,是指志书中政治上的隐性错误。     

回忆胡乔木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昕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忆董一博老

1934年9月,我参加在新疆召开的全国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时,大会宣读了董老的书面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董一博这个名字.     

国民政府立法院与司法院

立法院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立法院为五院之一。同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第173次常务委员会选任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林森为副院长。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立法院组织法,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委员人选标准,并任命焦易堂等49人为立法委员。同年12月5日,胡汉民、林森偕立法委员宣誓就职,立法院正式宣告成立。立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以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的职权。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1947年改由国民政府选任。立法院…     

1936年至1937年新疆反帝会史事拾零

我是1936年6月到迪化的，8月到反帝会工作。这是我到新疆后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当年我是24岁。我刚到新疆，许多遭遇都感到新鲜。由于过去一直在学校读书，第一次参加工作，工作中各种情况也使我感到新鲜。因此，1936一1937年我参加反帝会工作时的种种情景一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虽然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到反帝会不久，我的工作任务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担任反帝会青年部秘书之外，还担任反帝总会的美术工作、宣传干事的工作、第一中学美术教员的工作，以后又担任了女校美术教员的工作，还为编译委员会编的一些书籍画过插图。工作…     

“行宪”后的立法院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宪政"揭开序幕。依据宪法之规定,将立法院定位为类似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立法院的职权、地位得以扩展、提升。在第一届立法院内,国民党立法委员四分五裂,归属于不同的派系,并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大打折扣,立法院自主性日益突显。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立法院不仅承担立法工作,且依法制衡总统与行政院,多次对行政权进行了有力还击,对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何应钦与大夏大学

正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有两次被提议为大夏大学董事长。第一次是由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提议。1933年夏,王伯群与副校长欧元怀等商酌,自己拟辞董事长,推何应钦继任,结果被否定。大家不赞同的理由是两人谁做都一样,当此风雨飘摇之际,任一职与两职都须付诸努力。第二次,提议人是立法院院长孙科。1942年春,王伯群造访立法院院长孙科,声明请他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孙科强烈主张推何应钦,说无论是贡献度还是影响力,何为最合适人选。结果王伯群不赞成。     

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

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我从原单位——外文出版局被临时借调出来,参加大会文件和讲话稿的笔译工作,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为毛主席做过同声传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同传"。     

也向总理交交心

中国作家协会从1953年9月到2006年11月先后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都参加了。第一次是作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列席,后六次都作为代表。每次大会,都有中央领导同志致祝词或者做报告。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文代大会的报告,热情鼓励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建设。     

忆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1950年7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通知,准备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举办这样的大会还是第一次,当时全部与会的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以及民兵代表一共只有350人。因参加会议人数很少,所以要经过投票筛选才能最终挑选出参加会议的代表。由于我一贯工作比较突出,所以机关提议我参加票选,我们全机关83人投票,我得到了80票,光荣地当选了。这次选举的同时,我被授予了鲁中南军区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     

“南京市长”马超俊轶事

马超俊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革命。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他任南京市长,这个京兆尹的官职不小。他的夫人沈慧莲看上去娴淑温雅,里里外外照应周全,是他的一个贤内助。当时,我的父亲沈觐恒是南京立法院日文编修兼编译处处长,叔父沈觐鼎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姑母沈佩菘嫁四川人陈     

万象更新话政协

新世纪伊始,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在市人民会场隆重举行。人们常说的“一元复始”,现在成了“一纪复始,万象更新”。会议期间,我和刘从龙同志参加了大会简报组的工作。刘是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五至七届工作人员;我是市政协一至九届历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和六、七届委员,可以说我们是“老政协”了。新老对比,使我们对九届一次会议的新气象兴奋不已。     

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号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     

回忆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

<正>自1913年至1925年初,我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12年。1908年,我16岁,在湖北蕲州高等小学堂读书,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我联合同学发动蕲州起义。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离开家乡东下,经哥哥田桐介绍,晋谒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自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3年2月,孙先生搭乘"山城丸号"轮船,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随行的有戴季陶、马君武、何天炯等人。东京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

我从小就知道施复亮，但没有见过面。1950年9月21日，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中央出版总署通知各省(市)的出版行政机构和各大书局派1至2名代表参加。当时我是贵州省出版行政机构的代表，华问渠是贵州最大的书局——文通书局的代表。上海中华书局的代表是舒新城和金兆梓。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是全国有名的学者；     

在黑龙江省第十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2018年3月27日)这次会议是我第一次参加地方志方面的工作会,今年1月份,省政府调整工作分工,由我分管地方志工作,伟志同志多次向我汇报工作情况和这次会议筹备情况,我也觉得非常有必要在三年召开一次的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作一个交流,研究推进下步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的决策部署,围绕2018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总结经验、表彰先进、部署工作,进一步     

60年前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名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非常重大。     

我参加过五次国庆庆典

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0年国庆21周年,首都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20世纪60年代,我曾参加过五次国庆庆典活动. 见到毛主席,放飞和平鸽 1962年我在读小学时第一次参加国庆盛会,是天安门广场最北侧少先队大队里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