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

《文物》1974年4期刊载《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一文,公布了《王孝渊碑》和另外一块东汉残碑的新材料。两碑同出于一墓中。后者是利用旧碑改作墓门使用,碑身上半截和碑文首尾部分都已毁坏,     

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

近年来,《光明日报》刊登孙机先生《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一文,把这件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东汉铜奔马的年代改订为西晋时期。该观点得到了附和,有学者认为这件稀世珍宝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而是西晋文物遂成定论。但是     

完颜希尹家族墓群石雕艺术初探

吉林省舒兰县小城公社东北约4公里,有金代左丞相完颜希尹及其家族墓群。1979—1980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曾对该墓群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墓群有五个墓区,七组石雕刻,每组石雕刻由北向南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第一墓区曾发现"金紫光禄……"残碑一块,并出土"贞祐"年号铜钱一枚。第二墓区出土刻有"大定"、"明昌"年号的残碑。第三墓区曾发现完颜守道的墓和墓碑。第四墓区出土完整的大定二十六年"昭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谢桂华１９９６年第８期《文物》杂志,第一次全文公开发表了连云港市和东海县博物馆于１９９３年从尹湾六号汉墓发掘出土《集簿》的释文①。标题《集簿》二字,系木牍原文就有的,用隶体书于正面牍首中央。《集簿》正文,则用草体书于木牍正、反...     

唐代的告身

最近几年,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好几件唐代的"告身"。新疆出土的"汜德达告身",《文物》1975年8期已有专文作了论述;"张无价告身",也已在《文物》1975年第7期中作了初步介绍。今年第十期《文物》     

江陵出土焊有五铢的东汉和平二年铜斗

江陵出土焊有五铢的东汉和平二年铜斗１９８１年５月江陵城草市唐家山东汉晚期墓内出土一件铜斗。铜斗底铸一直行阳文“和平二年堂狼造”,两旁各焊东汉五铢３枚（如图,为原大１／３）。此器形制与成都西郊出土的西汉铜斗基本相似,和故宫博物院陈列的东汉铜量几乎相同。东汉和平二年（１５１年）正月,桓帝改年号元嘉,是年即为元嘉元年。故宫另一件东汉“建宁三年”双鱼洗也铸有“堂狼洗”,此铜斗应为东汉器。同墓尚出有五铢等。（《文物》１９９２年９期王毓彤）江陵出土焊有五铢的东汉和平二年铜斗@王毓彤     

宋许宗孟墓志补阙

《文物》1995年第4期发表了吴炜先生《介绍扬州发现的两合宋墓志》一文,其中第二合是宋许宗孟墓志,这合墓志的出土,对研究宋代地方志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现就该文作补充辨正。一、墓主人许宗孟是泰州海陵的望族,其父许元乃庆历名臣,任江淮制置发运使,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侍制,兄许宗旦任真州扬子县主簿,叔许平任泰州海陵县主簿。范仲淹     

“阿力麻里黑”银币质疑

《文物》1979年第8期《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一篇简报中,提到1977年霍城阿力麻里遗址出土的银币,均压印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一枚大银币的一面有人名,译为"素勒铁木尔汗可汗艾孜木的";另一面有文字译为"阿力麻里黑",当是地名,另有数字710,简报认为可能是回历纪年,并推算为公元1352年。五枚小银币中的一枚似有回历722年纪年,简报推算为公元1361年。     

云南出土《孝琚残碑》考

云南出土《孝琚残碑》考梁仲章云南出土孝琚残碑,又名武阳令少息孟残碑、孟碑、孟碑、孟孝琚残碑或孟广宗碑（图一）。该碑出土时首部断缺,年号无微,碑文中仅存“丙申月建临卯”,“十月癸卯”①,“十一月乙卯”或为“十一月己卯”②等干支供探索。是碑问世以来将近一...     

寿县安丰塘汉代埽工问题的探讨

《文物》1960年第1期刊登的殷涤非同志《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一文,对淮河流域及安丰塘水利史研究有一定影响。此后不少关于安丰塘的文章,都以此文为依据断定东汉时王景修复过安丰塘。这篇文章把"埽工遗存"说成"闸坝工程遗址",对埽工作用做了不恰当的描述,以及对"墕流法"的解释不正确,殷涤非同志已在同年《文物》第5期"作者来信"及在1961年6月21日《安徽日报》写的《奈县发现汉代埽工遗存》一文中作了更正。但至今有的文章仍沿用"闸坝工程遗址"一词,如《文物》1978年第8期刊登的安徽省博物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     

关于湖南一件铜匕首的民族风格

《文物》1980年第12期载《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一文,谈到长沙楚墓出土的一件铜匕首,"柄长8.6厘米,为一奴隶形象:大眼,高鼻,头上有圆饼形发髻,后垂长辫至肩部,耳上有粗大的耳坠"。作者认为这是属于越族风格的文物。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人"文身断发"。《淮南子·齐俗训》也云:"中国冠笄,越人劗(剪)发。"江西贵溪越人崖墓出土物中有一束长约5厘米的头发,两端剪断齐整,正是越人"断发"习俗的例证(《文物》1980·11)。     

《司马芳碑》刻立年代考辩

《司马芳碑》是1952年在西安市西大街广济街口修下水道时,偶然被发现的,随即入藏西安碑林.因只存碑身上半截,且裂为三块,通常也称《司马芳残碑》.对此碑的研究,已故段绍嘉先生有《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及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段文),已故杨励三先生有《司马芳残碑》一文(以下简称杨文).两篇文章均考定碑主司马芳即史籍中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这一点迄今未见有异议.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此碑刻立于东晋时期,后者则认为此碑为北魏遗物.大概,段文发表得早,其“东晋说”便先入为主,几成定论.各种出版物中,凡述及《司马芳碑》年代者,或曰东晋,或曰晋(权威的《陕西省文物志》该碑条下,还将其年代定为西晋,不知有何依据).笔者在不久前出版的《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一书中,也犯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毛病,称     

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

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卜宪群《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８期刊登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系新近出土的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简牍中的一部分。主要内容有“集簿（１号）”,“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２号）”,“东海郡吏员考绩簿（５号）”等,上述１号、２号、５号皆...     

张鲁不是“太平百钱”的铸主

《文物》1981年第10期发表的《成都市出土"太平百钱",铜母范》一文中,作者认为"太平百钱"是"东汉末期张鲁行天师道(或称太平道)"时铸造的,不确。流行于西南的张鲁的天师道与流行于东方的张角的太平道是初期道教中很不相同的两个教派,"张鲁以太平命钱,与所行的道名有关"这一论点是难以成立的。 "太平百钱"应为蜀汉时所铸,武昌黄武六年(227年)吴墓出有该钱,故该钱的始铸年代当不晚于此。"太平百钱"流通量大面广,但主要流通于川西,应为官铸。     

关于应侯钟“见工”一词的解释

《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了蓝田县红星公社出土的应侯钟,钟铭记载周王从成周回到周,在康宫里对应侯的一次普通的锡命。由铭文文字未完来看,这是一套编钟的一只。关于应国的历史文献缺乏记载,出土器物也为数不多,应侯钟的发现,为研究应国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史料。在应侯钟铭文中,"见工"一词曾两次出现,且都与应侯相连。在该期《文物》中,韌松同志把"见工"解作为"见事",     

兑下艮上不是“颐”

《文物》1987年第2期《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一文,释"扶齐采:108"的卜辞中有:"一八六"为"艮","八五五"为"兑",兑下艮上为"颐"。这一说法与《周易》的实际未合。按《周易》:艮为山,兑为泽,兑下艮上(?)是"山泽损"。"颐"是震下艮上(?),震为雷,山雷才是"颐"。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

１９９３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①,内容涉及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８期载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一文,公布了部分释文,《集簿》即其中之一。《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     

转射“质疑”

《文物》1978年第1期发表的《居延汉代遗址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一文,认为甲渠侯官等三个地点出土的(?)形木器"或许就是简文里常见的‘转射’或‘深目’",其后初师宾先生又在《汉代边塞守御器备考略》中断定它"决为转射无疑",并指出"其特点是承受弩长臂转动发射,故称转射",还说"通过斜下的射孔,可向坞下的有效角     

嘉峪关汉墓画像砖

嘉峪关汉墓画像砖●宋涛１９７２年６月,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在嘉峪关市以东的新城清理了东汉晚期的墓葬四座（见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１２期）。墓葬的形制都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墓葬出土的文...     

湘西古丈河西战国、汉墓发掘简报

2003年7月和2004年4月,湖南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在古丈县河西镇燕子窝墓地抢救性发掘战国、西汉、东汉墓葬10座,共出土文物110件。其中M8出土的一套仿铜陶礼器,造型庄重大方,彩绘纹样繁缛精细,色泽艳丽,在本地所出的楚式器中实属罕见。M9和M10所出土的器物相似性,表明了在东汉早期竖穴土坑墓与砖室墓之间的并存关系。燕子窝墓地是一处西汉末到东汉初在当地享有名望的家族墓地,出土的部分典型器物,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典型器物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