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山东士族起源于东汉末年以儒学经文著称的世家大族,发展强盛于两晋时期,到唐朝时虽其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不容小觑。唐创业初期,山东士族为唐政权稳固山东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唐时期又大量出仕中央,影响朝政;晚唐时期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总之,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始终对唐政权有所影响,唐政府为此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     

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

“文林馆”是北齐后期设置的文学机构,曾经带“待诏文林馆”官衔的文人前后有68人。由入馆文人籍贯可以推断,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坛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在加入南方士族之后,邺下出现了建安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兴盛。北齐文士地理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文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客观上为南北文学在此时开始相对成熟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出版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一书于 2 0 0 0年 1 0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 2万字 ,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多年来 ,作者潜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特别是对六朝士人的研究 ,颇有心得。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为 :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 ,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 ,五胡政权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 ,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 ,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 …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     

郑氏墓志释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补四则

荥阳郑氏是唐代最显赫的山东士族之一。本文以墓志为主,结合相关史料,试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氏部分做简单校补。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

西晋时士族势力得以发展,士族操控官吏选举过程,形成垄断;皇权一方面依赖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皇权又加强对士族的控制,要求其生前死后都效忠于皇帝,由此形成大臣的陪葬制。士族一般聚族而居,重视亲情和家庭,死后实行家族附葬制。士族为了保持自身优越性,恪守士庶不婚的信条。本文结合考古发现的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反映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超越个案:士族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正>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古士族阶层的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深厚积累。从研究路径和成果来看,大体呈现出若干"二元对立"的态势:宏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政治史脉络与社会史取向、考证分析与数量统计、婚姻仕宦等硬实力与家学门风等软实力,等等。这些因素又相互交叉和影响,构成百余年士族研究的主要特征。其中,个案研究作为研究方法被使用于士族研究,肇端于1951年守屋美都雄通过太原王氏系谱的个     

两晋南朝新旧门户探析

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土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从碑志看唐代河东裴氏的迁徙流动

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指出:"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观李吉甫,即后来代表山东士族之李党党魁李德裕之父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详载其祖先之坟墓住宅所在,是其例证.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中古社會變遷中吴興沈氏的族性轉换

沈氏家族自兩漢之際遷居吴興武康以來,始則在西晉末年成長爲吴姓豪族,繼而于劉宋中葉上升爲軍功士族,終乃在齊末梁初嬗變爲文化士族。吴興沈氏的士族化,不僅起步較晚,而且主要通過黨附皇權而得實現。梁末以還,受門風轉向的負面影響,沈氏族勢日漸衰退;隋唐之後,更因爲離散宗族政策的實施和選舉制度的變易,吴興沈氏喪失了鄉里根基的依托,與其他中古士族一樣,最終消融于官僚帝國的組織框架和文化構造之中。     

东晋士族世袭领州制初探

东晋时期,在士族势力高度发展和东吴世袭领郡制的基础上,两者结合形成了士族世袭领州制。士族之间凭门户势力的较量,分别相应地统领不同的州,虽随条件变化作出进退,但都围绕着一州的统领权作为轴心来运转。其实质是士族把持政治,按门户档次分配地域权益,并希望世代保持下去。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评介

<正>研究中古史,士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历代前辈先贤都有精辟论述,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有所推进则是今日学人所面临的难题。范兆飞所著《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提供了这样的范例。范著全书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构成。绪论介绍了作者的研究旨趣,其中对学术史的梳理较显功力。正文按时代先后顺序,论述了太原地区的士族群体从东汉经魏晋直至隋唐的发展历程。第一章至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讨论了太原士族群体的兴起以及在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

河东柳氏是南朝渡江甚晚 ,但却最终跻身一流士族的地方豪族。柳元景凭借显赫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是这一家族发迹的基础 ,柳世隆在南齐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化是其进入高级士族行列的必备条件 ,而柳世隆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则是其与王谢等高门甲族并驾齐驱的具体体现。与南朝一般士族不同的是 ,河东柳氏在完成这一转化后 ,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 ,并将这种特长与南朝高门士族独有的高贵文化素质融为一体。这一典型特征使其既不同于因擅长武功受到高门士族压抑排挤的地方豪族 ,也不同于因连续遭受战乱摧折而趋向灭亡的甲族高门 ,因此 ,河东柳氏是南朝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士族类型。这可能是其在南朝灭亡后 ,依然能够发展成为关中首望的重要原因     

国外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谱牒

谱牒,亦即族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关于氏族世系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周朝,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朝,大姓豪族（称为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统治,修撰族谱即成为其突出抬高自身身份等级,借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手段。唐朝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的垄断,但士族“高门”仍可应试,无碍其门第的维系,而出身“寒门”（称为庶族）者一旦中举为官,即成为新起士族,也就修撰族谱以示荣显。朝廷还曾专设机构以司谱牒之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乃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宋郑樵著《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