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国"三立三绝"与明朝对土鲁番的政策

明朝前期的哈密地区哈密国与哈密卫二制并存。由于土鲁番与哈密国国力强弱悬殊、明朝在哈密卫尚未驻军与当地无险可守、哈密国与哈密卫远离内地及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难以救援、明朝对土鲁番政策有失误尤其土鲁番的一再入侵等,致使哈密国“三立三绝”与哈密卫徙址。土鲁番之所以敢于“三绝”哈密国,从根本上看,与明朝严加防御北元、对边疆其他各族推行“抚绥”的安边思想与政策有关。若究明朝对土鲁番政策实质,无疑在于“羁縻”了。     

军卫建置与明洪武朝的西北经略

明朝在洪武五年冯胜西征之后并没有立即实现对甘肃的完全控制,而是采取从青海到甘肃、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方式,直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才最终确立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统治。洪武朝西北经略举措包含了军卫置废、军政中心转移的复杂变动,遵循了防御体制从重将镇边向塞王守边转换的总体思路。在明蒙争夺西北的博弈中,武靖卫、高昌卫、岐山卫、西平卫、岐宁卫、凉州土卫等一系列废置番卫成为特定时期和条件下明朝拓展疆土的前沿。洪武朝后期,随着河西走廊卫所的全面设立,明朝完全掌控了整个甘肃地区,这改变了自唐代吐蕃控制陇右之后的民族分布状态,再度形成了陇右内地化的新格局。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明朝弃置敦煌考略

明初攻取敦煌,后以归附的蒙古王子为指挥使设置了沙州卫,使沙州成了明代的一个羁縻卫所。其后为经营西域,明朝设置关外七卫,敦煌成为明代西陲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由于瓦剌和吐鲁番等部族的侵扰等诸多原因,明朝弃置了整个敦煌地区。本文欲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力图对明朝弃置敦煌之原因作出分析,并探讨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建州女真在明朝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

明朝洪武以后实行绝对群主专制制度,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外,对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建州女真则属于军政合一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卫”与“府”平级,真到努尔哈赤起兵之前,都是明朝庙以东北都司之下的若干个“卫”之一。由于中国古代存在“加官”制度,使努尔喻赤及其先世虽为“卫”级,却有“都督”、“将军”之类的官称。     

西宁普法寺小考

西宁普法寺小考张芦丁,李勤璞序明清时代（１３６８—１９１２）,西宁乃至甘青地区一向是西藏、海西蒙古与北京、内外蒙古的交通要冲。又因为藏蒙人民的刺嘛教信仰,甘青藏语系佛教寺院及住僧起着传递政教信息,交流物资、人员的中介作用。当时常有西藏朝贡喇嘛与西宁卫...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     

明初铁岭卫事件再考察——兼论明朝的东北边疆观及其反作用

明初的铁岭卫事件是学界讨论已久的事件。其争鸣的焦点主要是铁岭卫初设地的位置何在。目前最新观点是"辽东奉集县旧铁岭城初设位置及非移动"说。此前的诸多观点,皆有可疑之处。明朝设置铁岭卫是为了明确与高丽以鸭绿江为界的初衷。但因明、丽双方"误会"叠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这是由于除偶然因素外,双方还于事前缺乏信任,以及在疆土所有意识上存在反差。事实上,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基于传统"天下"思想的"包容"性的东北边疆观,在铁岭卫事件中有直接的体现,也成为历史上中朝疆界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从明朝的卫所制度看灵山卫的建立

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军事制度,它在明朝起过重要的作用。灵山卫作为山东沿海的一个卫,它从明洪武年间建立到清雍正十二年裁撤,期间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明朝初年,面对山东海防的严峻形势和灵山卫在山东沿海所处的特殊位置,设立了灵山卫城。灵山卫城经过精心的选址,在城池的布局上十分合理,将生活和军事防御结合起来。     

沈阳、抚顺地区明代城址调查与研究

辽宁沈阳、抚顺两地分布着众多的明代城址,这些城址是明九镇之一“辽东镇”军事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结束后,我们对沈阳、抚顺地区明长城墙体两侧1000米以外的明代城址进行了野外调查。根据调查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些城址的规模、结构和保存现状等信息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其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初步研究。     

明洪武朝陕北边防及其特点

陕北地区地处河套以南,迫近关中。在洪武朝,由于山西行都司东胜等卫和宁夏诸卫从东、北、西三方面的捍蔽,从而使陕北地区呈现出与其他边区不同的特点。本文讨论了洪武朝边防卫所建置、防边制度等在陕北地区实施的实效及其局限性。     

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

辖有十二卫三所的陕西行都司,是明朝控制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的重要军事建置。本文在将地方卫所建置置于明朝整体战略格局背景下的同时,依据正史和地方志资料,详细考证了明朝陕西行都司诸卫所的建置背景及地域特征。本文指出,明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并非象通常认为完成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西征,而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徙置甘州(今甘肃张掖)以及其卫所体系的完成为标志。在"隔断羌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明朝初年在西北地区军事中心也经历了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到甘州的变迁。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

羁縻卫所制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对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及民族的有效统治 ,而创设的一种地方管理模式 ,与同一时期推行于西南地区的土司制有所不同。文章从羁縻卫所的设立、明朝政府的管理措施、羁縻卫所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强调指出该项制度的推行和实施 ,对维持明朝北部边疆的相对稳定 ,促进边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了积极作用。     

明代贵州军屯述论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在贵州“蛮荒”之地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本文通过对贵州社会变迁史的回顾来突出论述明代军屯在贵州的具体实施状况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对云南的军事移民

明朝在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的进程中,始终贯彻军事征战、卫所设置与屯田镇戍相结合的治滇方略,从而导致云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移民运动。本文整体考察了明朝各个时期对云南进行的军事移民的原因、规模、组织形式及入口数量等问题,探讨了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在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