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考古学是通过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考古学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古代都城是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和对象,都城是国家的历史缩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基于上述情况,历史考古学以都城考古学为重点,都城考古学中又以宫城考古学最为重要。中国考古学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的殷墟考古发掘,近七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古代都城(包括宫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二里     

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绝不仅限于对某一类器物的研究,还应包括对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各种遗存的研究、对该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透过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结构及与其他集团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导致考古学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因此考古学文化仍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学科进展与展望：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学

以往,我国不少考古学家认为,不应将科技考古学视为一门学科,只能理解为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科技考古学可视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然而,随着科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和提高,对其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当前,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或科技考古学已初显轮廓,呈现出互为促进、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     

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俞伟超先生学术贡献评述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巨擘,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战国秦汉考古学框架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充实、丰富和发展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用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早期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过程、古代意识形态等诸多学术领     

社区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

社区考古学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其实践仍然具有草创性、不平衡性和多元性。社区考古学是作为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社区考古学理念确立了社区在文化遗产管理的主体观念,廓清了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对生态观念和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误解。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是情境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将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问题。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诠释中国特色考古学——读陈雍新著《考古何为》

陈雍新著《考古何为》是一部全面阐释考古学中国化过程及中国考古学特色的专著，从五个方面对该书的内容做延伸和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和最突出的特色，给予考古学这一“外来物种”旺盛的生命力。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生命源泉，根植于中国黄土的考古学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层位学等方法论；作为阐释考古学的聚落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属于“新考古学”的范畴，作者通过缜密的逻辑阐述与易懂的实例演示，使读者能够有很好的理论理解和实践参照；考古学是一门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的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时，要注意把握考古学的学科本位；“考古学文献导读”是作者奉献给青年一代考古学者的全新知识。     

《考古何为》：一种考古学研究体系的探索

<正>陈雍的新作《考古何为》,包括了考古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田野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涉及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等方方面面,具有考古学概论性质¹。该书系统总结了作者的科研实践及成果,深入梳理了关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建构了一个学术范式或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特色是将结构主义的理念与方法运用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研究。     

考古学空间性研究: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多重空间建构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考古学完成了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构建,积极转向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研究及其社会研究。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从考古学文化向聚落考古转变。18世纪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空间概念经历了地点、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等三次的嬗变。考古学史研究表明考古学空间概念的三次嬗变均使学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不同的空间观源自于考古学及社会学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其各不相同的哲学理路。考古学的空间性研究包括文化、生计、社会组织等,尤其是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互动是考古学必须从经验和理论上解决的基本问题。聚落内和聚落间社会关系的处理是古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聚落考古为研究不同区域从居无定所到城池林立的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战略出发点。     

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

中国考古学中关于民族考古学的歧义是由于其定义模糊而引起的.现阶段两方考古学中的民族考古学是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引介的民族考古学仍然从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研究范式,以殖民主义视角和单线进化主义为基础的两种类比观仍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的主要方法.新考古学范式下的民族考古学以行为研究为诉求,对比研究对象不再局限在生活在边缘地区的前工业社会少数族群,因此可能称之为人类考古学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