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迁移”、“移民”及其相关概念

中国历代边疆人口迁移是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有关中国历代边疆人口迁移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然而,学界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则存在较大分歧,需要作一些辨析。下面仅就"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移民"、"民族迁移"几个概念的内涵,进行一些简单的辨析和讨论。     

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

本文主要从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概况,汉移民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汉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围绕移民的形式及明清两代移民的特点,汉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以及移民对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局面的打开几方面来展开明清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     

先秦齐地人口迁移试探

先秦齐地人口迁移试探赵发国先秦时期,特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地①成为我国东方的一个发达的经济区和文化区。尽管影响齐地发展有很多因素,但移民无疑是齐地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向齐地内部的移民促进了齐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齐地向外的人口迁移,则加强了对外经济...     

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

时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极其频繁的时代。本文主要探讨明清两代今陕西省境内的人口迁移过程,包括人口迁移的原因、形式、迁移数量、外来移民的地区分布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分析总结了外来移民对迁入地区的人口分布、经济开发、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明清时期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客观上促进了各有关迁入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山区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而制约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教训我们应引以为诫。     

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

历史上黄河变迁十分频繁,流域内自然、人文都深受其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光绪年间山东境内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的关系问题。通过研究发现,这一时期黄灾已经遍及整个山东黄河沿岸,人口迁移也自西徂东普遍展开,主要有后撤型、移民黄河三角州、南迁、走西北、闯关东等。但相比之下,运河东部灾情重于西部,与此相应的人口迁移活动以东部为主。又因黄灾由河道而外渐轻,所以人口迁移也自河而外递减。迁移形式为自发性、组织性并存,且具时空差异等特点。移民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了迁入地和迁出地     

清末民初东北移民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基于招垦章程的分析

近代东北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运动之一。从1904年清政府全面开放东三省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东北移民数量和规模最大的时期。影响这一时期移民效果的因素很多,但移民政策好坏可谓是其重要的一方面。本文拟以清末东北地区全面开放以来施行的一系列招垦章程为中心,来分析这些政策的发展轨迹――逐步法制化的进程。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

论文介绍了广东潮汕侨乡自由移民的历史传统,分析阐述了该地区移民形态以及与海外经济联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的人口迁移,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侨乡人口迁移从传统的海外自由移民与国内移民并重,转变为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暂居为辅,从而加速了海外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国内归侨侨眷社会向侨属社会的转变。随着侨汇的枯竭,侨乡相应衍生出“旅游贸易”和“非法务工”等涉外经济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转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往返于侨乡和海外、从事海外贸易和劳工作业的群体,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侨”的色彩。这些新的侨情变化,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总数约有 5 0 0万人 ,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其中 2 0 0余万人迁至省外 ,主要分布于闽、赣、皖、沪和华中、西南各省。大部分移民是在省内迁移。战时浙省移民迁移持续时间较短 ,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由于种种原因 ,战争期间即有部分移民回迁。战争结束后 ,绝大部分移民均回迁原住地。难民迁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 ,尤其是经济因素     

“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加剧,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就"国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现象中的作用提出了"移民政策理论"。本文试图运用以"利益导向"理论为基础的"客户政治"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转向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希望增加移民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决策进程,在大选中运用"族裔选票"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倾向紧缩移民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因缺乏组织性无法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从而在移民问题上建立了"客户政治"模式。但随着80年代后期移民问题的公开化,这一政治模式趋于瓦解。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在上台执政后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     

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

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过的人口迁移次数不胜枚举,每次移民事件的发生都对移民迁出区和迁入区产生了诸如疆域形成、民族融合、地区开发、文化传播、城市形成与发展、人口增长和     

清末民初广东、江苏海外移民比较研究——以华侨省籍分布差异成因为主的分析

论文从迁入地因素、迁移主体两个主要因素,比较分析了广东和江苏不同的海外移民趋势的成因。从迁出地因素看,人口压力并不一定导致人口迁移。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近代城市和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影响国际人口迁移的客观条件。从迁移主体因素看,广东和江苏分属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系统。岭南文化传统中存在反叛精神与冒险意识,广东华侨具有迁移经验、知识、气质等,都是迁移者所必备的迁移禀赋。而文教一直比较发达的江苏,更有"敏于习文"、"士乐名教"等文化特质,注重安土重迁。迁移者的地方民性以及迁移者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影响。     

商洛人口源流考

商洛人口,由远古时期的本地先民和外地移民所构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蓝武古道的开辟和丹江航运贯通,就不断有外地移民流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进行过人口迁移,即有移民留居丹江流域。随着兵燹战乱,水旱灾荒,民间迁移更为频繁。明清时期,商洛人口锐减,人烟稀少,田地荒芜。     

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移研究

小三线建设是以一线城市的工厂内迁方式展开的,工人和家属随厂内迁成为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部分。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中七万余职工和家属经历了从城市被动员到山区,再从山区回调到城市的流转过程,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人口迁移流。其中人口迁移与小三线建设工厂的转折兴衰密切相连,移民成为了观察小三线发展演变的一个切入口。研究认为,单纯依靠行政动员而牺牲经济利益的做法,使得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尽管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在皖南落地20余载,但却始终未能在当地生根。     

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的特征与影响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迁移数量在全国迁移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 ;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战役前后 ,随战局发展而波动 ;迁移人口的流向和地域分布非常广泛 ;迁移以中青年为主 ,囊括社会各个职业。人口迁移不但对浙江省的抗战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且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同时也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的开发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但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世界近现代史视阈下的移民概念与含义

移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含义并未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充分体现。有鉴于此,笔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世界近现代史视阈下,强调语境对解读移民概念的重要性。日常住址、迁移距离、居住时间和生活方式的质变等要素的解释不能脱离历史语境而一概而论。同时,移民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逻辑关联,是世界近现代史上市场经济流动性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不单纯局限于个体移民自身的区位转移,而且在纵向上还是一种代际行为,在横向上还涉及到移民家庭、社区、民族群体及其文化的迁移与离散过程。     

联合国最新权威数据:国际移民总量达2.58亿

正近十几年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每两年发布一次国际移民报告,对当前国际移民数量及趋势进行统计和总结,是当前国际移民领域最为权威的报告之一。2017年底,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了《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以各国发布的十年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不仅有利于联合国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也是移民安全有序正规流动全球契约的谈判基础,同时,还有助于澄清人们对于人口迁移的一些错     

《山西移民史》评价

作为导致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人口迁移在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的研究中是一个颇受重视的课题 ;今日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局面的形成 ,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巩固 ,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都与中国几千年来人口的迁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 ,中国移民史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历史时期移民的研究 ,谭其骧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他完成于 1931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1932年 6月发表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年报》上 ) ,是近代中国第一篇对一个省区的移民历史过程作深入研究的专题论文 ,…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分布之研究

姓氏是个体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的反映,也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重要史碑。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人口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量谱牒均有详细载录。明清时期方志也是移民和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道光《新会县志》专列有图说,详细记录了新会县各里坊的姓氏分布及其变迁,很好地揭示了清中叶新会县姓氏与宋代罗贵等33姓的关系及其特别关注姓氏分布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开发历史的珍贵史料。     

移入与回流:澳大利亚香港移民迁移趋势的转向与启示

论文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香港对澳移民潮的兴起与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对澳移民趋势的转向,分析了移民趋势转变的原因与影响。研究显示,香港对澳移民最早可追溯至晚晴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历史最高峰,此后,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急速下滑,且由澳回流香港移民数量稳步增长,乃至于逐渐超过香港对澳移民人口,从而造成香港与澳洲之间人口迁移格局发生重大转向。其背后既有香港经济发展、政府清廉度提升、香港回归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亦有移民个人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香港移民迁移的变化,扭转了香港对澳人才流失的基本状况,提升了香港社会国际化水平,但也增加了香港民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这一切,为中国内地国际移民管理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日本中国新移民人口迁移的特征分析——以名古屋个案为例

论文以名古屋个案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在住中国人的出生地、社会阶层、数量变化和职业结构等方面的实地考察,解析了近年来日本中国新移民的人口迁移主要因素、人口变化趋势、要因以及职业分布特征。论文认为就业机会、居住环境、地域国际化政策是中国新移民迁入名古屋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中日关系的波动和恶化,是中国人口增加率呈现迟缓趋势的主要因素;在日本"构建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新政策背景下,华侨华人社会迎来了崭新时代。新华侨适应主流社会的方式和形态与老华侨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