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城市警政区划是城市中警务区域的划分,是地方公安组织设置的空间基础,也是警察行为的空间体现,反映了公安机构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在1898至1949年间,划分原则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各有阶段特征.本文通过划分清末早期建警时期、清末巡警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其划分依据、结构特征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总结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

本文依据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经营账簿中的有关货币资料,研究了银钱流通的民间形态、民间用币的类型和种类,以及货币的比价变化,从中揭示出行会组织、民间约定惯例对银钱民间流通的影响;洋钱等民间货币的流通,显示出民间用币多样性,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货币比价的变动,既是地方金融市场货币流通规律的反映,也与战争的影响密切相关。     

清代蚺城的约保

蚺城约保的持续时间长、组织建构严密.约正和保正的素质较高,他们广泛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蚺城公共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清代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演变,约保成为由蚺城富户承担的徭役.徭役化给蚺城约保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亦给官府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从而保证了约保的正常运转.蚺城约保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他们和地方官的关系大致无法突破"官府-徭役"的框架.     

论光绪时期银价下落与币制改革

银钱比价在同治皇帝统治的后几年的飞速上涨,曾经引起朝野人士的密切关注。面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变化莫测的情势,当时的人们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产物,不了解贵重金属驱逐不太贵重金属的货币运动规律,只是对落后的制钱制度的动摇表示莫大的恐慌。惊慌失措的清朝财政大臣找不到平抑银价的有效措施,只好被动地随着市场上比价变化的幅度,调整田赋商税的征收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张神根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财政分配在整个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影响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在整个财政分配中的份额...     

清代地方财政亏空原因探析

自顺治定鼎中原以来,清代地方财政亏空现象便如影随形,清代官员、学者对产生亏空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归咎于官侵、吏蚀与民欠三方面。近代以来,学者研究清代财政亏空问题也是围绕着上述原因展开。实际上,地方赋税繁重使得地方官员难以顺利收缴、物价和银价的变动以及清朝赋税蠲免政策都是导致地方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清末广西军费支出探析(1901—1910)

地处边境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晚清时期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尤其清末十年,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均出现严重危机。为维护统治,广西地方在实施军事“新政”的同时,加强了军事控制,其中军费开支浩大且影响巨大,既是清政府财政和军事改革下的产物,也因应了广西地方官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考察其支出概况、经费来源、支出项目、变化特点和影响,可以了解时代大背景下广西执行“新政”而编练新军的具体情况,进而观察近代广西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双方都以农业税为主体;第二阶段,中西开始分途,中国沿第一阶段的路径向前发展,西欧则转以工商税作为财政基础。第三阶段,中国赋税结构的演变再一次证明了农业税无可争议的地位。西欧则进一步提高了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总之,中西赋税结构存在很大差异。     

催科为重:清初浙江迁海的善后作为

清初迁海后,地方官府需要处理相关的善后问题,重点是民生安置与赋税问题。朝廷下达了安置百姓的指令,浙江在巡抚朱昌祚的主持下制定了迁民安置方案,但该方案本身缺乏可行性,朝廷也未给予必要的支持,最终实效不大,迁民大量地沦为饥民。迁海之后,界外田地被弃置,然清廷仍要求全额征收当年的赋税,并继续催征历年逋欠。浙江官员一再恳请蠲免,但朝廷坚持全额征收,并严厉惩处催征不力的府县官员,迫使地方官府将工作重点转向催科。迁界对百姓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善后工作本应以安抚迁民、保全民生为目标,尽管浙江巡抚也有意抚民,但在朝廷的强力干预下,地方官府实际仅专注于赋税催征,使"善后"变成了对迁民的深度搜刮,是酿成民生灾难的重要原因。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鸦片税收与清末练兵经费

晚清鸦片税厘的财政意义随着土产鸦片泛滥而日渐凸现 ,日俄战争以后 ,清廷亟亟以编练新军为急务 ,洋土药税收大量用于新军编练 ,军费赖其支持甚大。 1 90 6年鸦片禁政开始实行 ,尤其是 1 90 8年下半年各地实行缩期禁烟政策 ,土产鸦片税收缩减甚巨 ,练兵经费的筹措面临危机 ,各省与中央、度支部与陆军部等因军费筹解困难而迭生矛盾 ,政争不断。鸦片禁政本属良政 ,却因此造成财政和军事经费的困境 ,其影响之复杂可见一斑     

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

晚清财政史研究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晚清财政状况、财政收支、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论和资料整理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宏观考察。财政收入研究侧重于外债、关税与厘金,而对外赔款仍是财政支出研究的热点。财政制度与体制方面,学界论述较多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至于财政思想,学们对重要人物的财政思想研究较多,对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他们还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制度与政策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     

甲午之后清政府对外出租土地的价税政策及特点

甲午战争之后,外商在华的租地方式主要有永租和年租两种．其中年租是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租价和地价的确定方式多种多样,清政府向外商征收的地价、地税的显特点是：地价较低,而且开埠愈晚租价愈低;租期愈长,租价愈优;地税一般相当于或高于华界．有时甚至还低于华界。当时这种优价优税政策,是晚清土地出租政策的一次飞跃,是清统治主动推动明制度,“变成资产”的有益尝试。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Grassroots authority in rural Guangdong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times

Gongju, or public office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gentry class, were the grassroots authorities in rural Guangdong during the late Qing. These offices maintained their own armed forces and usually had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tax collection, and self-defense, as well as judicial powers. They were considered the extension of prefecture and county governments.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governments, these offices had the power to deal with important legal cases. Although they came under attack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se offices were able to recover quickly in different forms. In the late Qing era, local gentry with official titles earned in middle-level or lower-leve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ook the leadership roles in such grassroots offices, but they were replaced by people who had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during Republican times.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清代漠南蒙古耕地数字性质考释——以热察绥地区为例

本文对以热察绥地区为代表的清代漠南蒙古耕地统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当地的耕地统计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完全统计。由于政区建置时间较晚,本地土地数字较少受到"原额"的束缚,亩制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是240弓的标准清亩,部分地区在清末使用360弓大亩。当地的耕地数字不仅是征税的依据,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清末民初同城治所裁并初探

清末,各地纷纷筹建各级审判厅,为避免司法机构重叠同时又能筹集所需经费,从江苏省开始裁并同城州县始,即用所节约经费和旧衙署建立审判厅。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省并不存在同城州县,就裁并与之相仿的同城府县。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延续了清末裁并同城治所的措施,但裁并模式不一。《划一令》颁布后,各省实行裁府留县或改府为县,治所同城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清末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同城政区治所裁并不仅由原来同城州县扩展到同城府县,而且范围也从江苏省扩展到全国。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