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勇气与遗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在建国后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坦率承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并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复杂原因,这次会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当…     

勘误,并向读者致歉

《史学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历史千字文《高颍之冤》中的“颍”系“●”之误,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该发生的错误。由于校对与核对原文均由我负责,责任在我是当然的,读者来涵提出的批评,我表示由衷地接受,谢谢大家对《史学集刊》和我个人的关心与帮助。梁希哲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勘误,并向读者致歉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修改大会报告,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他与刘少奇出现分歧。林彪则在会上含沙射影攻击剂少奇,为日后的党内斗争添加了催化剂。详情请看《划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有好唱好,有坏骂坏”

近来还听有的同志说:“五八年的大跃进无可指责,劳动人民创作的大跃进颂歌就是例证。”我承认,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劳动人民为之载歌载舞,纵情欢唱。但是,五八年犯了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错误,也使劳动人民吃够了苦头!难道“日开梯田九千亩,夜积肥料两座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也是无可指责的跃进歌吗? 最近我去勐海县调查哈尼族民间文学,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     

陈毅在黄花塘事件中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原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3月4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总结报告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上总结了工     

彭德怀“里通外国”冤情始末

195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8月16日,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地（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讨论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     

经济困难时期随刘少奇等进行农村调查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人到农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1960年1月,我由零陵（现永州市）县委书记岗位重又调回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参加由刘少奇和省委负责同志组织的几次农村调查。     

刘少奇与“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旬,北京城平添了一个数目不小的人群,这是中共中央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所有县委各有2人、地委各3人、省委和中央各部各4人参加会议,加上解放军和大型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有7118人之多,故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以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之广、人数之多,这次恐怕是空前的.之所以要开这个会,是因为1958年以来,搞“大跃进”,搞公社,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混乱思想,经济一团糟,人民生活困难至极,政治上大反“右倾”,人们心情不舒畅. 毛泽东终于看出了有些事并不是他以前所断言的那样,有些问题非解决不可.于是,便有“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会前,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准备了一个提交会议讨论的全面报告.报告初稿出来以后,照例先送毛泽东看.毛泽东考虑到对这几年的曲折发展进行总结,意见必不一致,建议不要等政治局讨论定稿,先把这个草稿发给全体代表,让大家讨论,提意见.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起草委员会,吸收讨论的意见,搞成定稿后正式下发.因此,这个会议的开法是别开生面的.一开始,就是中央机关和6个大区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第一稿,众说纷纭.期间,有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21人起草委员会用了8天的时间,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

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讲了两个"三七开",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其实他在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书面报告时,讲的几件事也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不过至今很少有人提到.     

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口述邓小平1961年顺义调查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和农村工作出现的严重问题已大量显露,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3月1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在北京参加北三区会议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并希望邓小平、彭真两位同志会后抽出时间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对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别进行调查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3月23日,…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大跃进”运动中的福建

1958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的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严厉批判经济上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省委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发动全省“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二)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

最近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一书,其中谈到刘少奇在“文革”中惨遭厄运,夫人王光美苦受株连的情况,有一大部分是记载北京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私设公堂,对王光美进行非法审讯的经过,地点是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时间是1967年4月10日晨六时许。“井冈山兵团”的机关刊物《井岗山》刊登这场非法审讯的笔录,     

七千人大会前后,漩涡中的安徽(上)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最初的宽松民主氛围,使与会代表一时触及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坐镇安徽讨论组,追问安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紧了,报到400万,但有人说,其实还不止这个数……一封检举信让漩涡中的安徽揭起了"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