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儒学

十六国北朝是民族融合的大发展时期。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到北魏统一北方时基本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后,又带来一批新的部落,迎来了新的民族融合时期。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冲突、磨合、发展,到北朝末年,北方地区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儒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及民族融合之后,儒学主要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是制度文化中的儒学,一是社会生活、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学。     

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附近活动的民族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统万城地处纵横交错的交通要道上,北上可以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即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平城,往西、南可以进入河西走廊,南下可以到达长安,因此,无论是南来北往,还是西去东徙的民族不断汇聚于此,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具体而言,南下的主要是与匈奴有关的各种杂胡、丁零(敕勒、高车)、柔然,西南方向来的有氐、羌民族,来自东北的民族有鲜卑与乌桓,还有来自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胡人。     

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吐鲁番十六国—北朝墓葬出土木俑源流考

吐鲁番地区发掘的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和巴达木等十六国—北朝时期墓出土了一批木人物俑和木动物俑。有学者指出吐鲁番出土的木俑“原形”来自于战国至唐代墓葬中的随葬陶俑,但忽略了木俑的形成、向西域的动态拓展及其背后的人群迁移。春秋战国时期,木俑在江汉地区形成,并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张而盛行于南方地区。至西汉,木俑主要流行于受楚文化较深的南方地区。东汉时期,木俑传播至河西地区,这可能跟西汉中期以来的南方人口向河西地区的迁徙有关。十六国时期,河西各地方政权统治西域,随葬木俑的习俗也随之进入吐鲁番。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各政权的人才兴国

魏晋十六国北朝,割据于西北的诸政权为了稳住已有的统治地盘,富国强兵,创建统一大业,因而都很重视培养、罗致,甚至是抢夺儒、释、道各类人才,人才兴国的战略也为各政权带来了显著的政治效益。本文主要介绍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十六国北朝的绝大多数政权是由所谓“五胡”建立的 ,这些政权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 ,都极力模仿魏晋 ,而努力呈现出华夏风格与身份。在处理五德历运问题上 ,在如何把自己政权的属性与早已定型的历运学说相协调时 ,各个政权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 ,反映了胡族统治者复杂的历史情感和部族背景。经过刘渊绍汉、刘曜绍晋、慕容燕及苻秦绍石赵、姚秦绍苻秦等历史过程 ,十六国历史成功地在破碎的北方建立起法统传递的新秩序。这为北魏直接承前秦准备了条件 ,因而北魏最初是以十六国的继承者身份而出现在德运次序中的。孝文帝改革 ,超越十六国 ,直接把北魏的历史与西晋接续起来 ,总结和结束了十六国历史 ,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     

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对待西北民族的主要思想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和整个北方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民族互动、融合的过程。期间,民族思想理论纷然杂陈,见仁见智,有些不合时宜,如“徙戎论”,有些思想是传统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提和应用,如对边疆民族的“羁縻”思想和对内迁民族加强管理的思想等,在实践中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论列和评价。     

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

2003年,对西安市楼阁台遗址进行钻探,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及城内的主要道路和部分建筑遗址,并在西小城南墙北侧进行试掘,出土遗物大部分为建筑材料。西小城南墙可能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沿用至北朝时期。东、西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至隋初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唐宋泸属西部羁縻州县研究

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地区,唐宋曾是泸州都督府、泸州属地,先后置有19个羁縻州、50多个羁縻县,但唐宋地志对其具体地望记载不够确切,后之治史地者往往不得要领。谭其骧、刘统、蒲孝荣、贾大泉、史为乐等对这些羁縻州的地望也有不同的解释,所惜不见有文字考证。笔者据有关史料,考证了泸属西部11个羁縻州、30多个县的建置沿革、交通格局和具体地望,并对各家的定点进行了商榷,最后以地图形式复原了这些羁縻州县的分布情况。     

北周墓葬的地下空间与设施

本文通过对北周墓葬形制、随葬品布局、壁画内容和布局等资料的整理和总结,明确了北周墓葬地下空间与设施的特点。论文重点讨论了北周墓葬形制中最具特色的前后双室墓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壁龛设置的非制度性,壁画的象征意境,以及田弘墓的特殊性等问题。     

魏晋十六国北朝关中侨置武都郡研究

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西周金文形声字的形成及构形特点考察

本文通过对西周金文形声字的全面考察,得出了西周金文形声字的主要形成方式有增加义符、增加声符、形声相益、变形声化四种;构形上具有声符、义符位置不固定、形体不固定、数量不固定等特点,这些为认识早期形声字的面貌及理解后世形声字声符兼义现象提供了帮助。     

京军与明代京城的宫殿庙宇建筑

京军本为守御京师(畿)而设,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皇亲贵戚的生活越来越奢华,京城内的工程修建越来越多,大批京军被抽调借拨到建筑工地,一部分京军竟然演变成职业建筑工人。京军参与修筑的建筑物主要是宫殿庙宇。京军修筑虽然组织方便、节省费用,却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军队的衰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周代金文中女子称谓类型研究》一文的补充

曹定云先生在<周代金文中女子称谓类型的研究>一文中,依据青铜器铭文,对周代金文中女子称谓类型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本文依据<殷周金文集成>等对周代女子称谓问题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探索,发现周代对女的称谓除曹先生所列举者外,还有一些类型.     

西汉淮阳国(郡)辖域的变迁

西汉淮阳国封域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高帝至景帝时为第一个时期,淮阳在郡、国之间转换频繁,封域有增有减;景帝三年至宣帝元康三年时为第二个时期,淮阳郡东界、北界不断拓展,先后得到楚国、梁国一些区域.第三个时期为宣帝重置淮阳国直到新莽时国除,此时淮阳国的封域大为削减.淮阳国所处的"中间地带"是决定其封域变迁的地理基础,而汉廷对诸...     

北宋《太平州芜湖县新学记》碑考

《太平州芜湖县新学记》碑记载了北宋时期州县置学(政府办学)的具体措施,丰富了科举史研究资料,同时该碑由米芾晚年所书,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