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内容结构的特点及其评价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下简称《商催》)是十八世纪中国史坛上出现的一部巨著。王鸣盛号西庄,清江苏嘉定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商榷》是他历时二十多年写成的力作,为其一生治史的结晶。《商榷》与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齐名,但长期以来,对三家之书的研究,以赵书为最盛,钱书次之,而对王书的专题探研,最为寥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本文不是对王氏史学的全面评价,只是试图对《商榷》的内容结构和著述体制作一个整体的分析,并由此对王氏史学的若干重要特色,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尚祈指教。     

王西庄与钱竹汀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三部史学名著,一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一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一是赵翼的《廿二史剳记》,三书的作者都是江苏人。就学问论,王、钱是一个路子,赵又是一个路子。本文只就王、钱二人的史学作比较研究和评论。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1750年中秀才,1754年中举人,选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176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出知广西镇安府,又调广州知府,擢贵州贵西兵备道。1772年被劾降级,遂以奉母为名,辞官居家。此后四十多年一直在家专心读书,考证经史百家,不复出仕。卒年八十八。赵翼少有文名,以捷悟著称。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瓯北诗集》、《皇朝武功纪盛》、《瓯北诗抄》、《瓯北诗话》、《瓯北文集》等。他的《廿二史札记》,同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清乾隆嘉庆时期的史学名著,而治学的路子又不全同。现就《札记》的治史方法、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加以论述。     

从《十七史商榷》看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

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主,但其中也穿插一些史论内容。或先考证史实,然后对其议论;或直接议论历史人物和评论历史事迹;或以述代论,因此构成了《十七史商榷》“史”、“论”兼俱的特色。其中,评骘各家书法义例和品评历史人物是其重点。本文拟对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一)钱大昕(1728—1804年),在乾嘉历史考据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所著《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是其历史考据的代表作。有说:“乾嘉诸儒以东原(戴震)、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又有说:“钱氏)所著《廿二史考异》皆实事求是,于天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

被称作"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之一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是仿《日知录》而作的读史"札记"。钱大昕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纵观《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具体表现为:统览钩稽、参互校勘的"博"之"记诵";以类相从、线索串连、主题引领的义例选择;客观公正、不存成见的历史评说;疏经重史、以古鉴今的宏远识见。多重的人生经历和无门户之见的学术包容,成就了《廿二史札记》"可坐而言"、"起而行"的"有体有用"。     

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

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也有些论者举钱大昕做过清朝的官,还曾自题像赞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笈,不为不富;研思经史,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目录学思想

清代乾嘉年间学者王鸣盛的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不仅有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其中所包含的目录学思想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王鸣盛及著作《十七史商榷》在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希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启发。     

司马迁下狱、宫刑年代之商榷

一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年代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天汉二年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受宫刑。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云:“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范文澜在1931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的《正史考略》中原主张天汉三年说:“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年四十八。”但是,在解放初出版且尔后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改为天汉二年说:“前九十     

《辽史》、《金史》评议

元修《辽史》、《金史》,后世赞毁不一,《四库全书总目》纪盷和《廿二史札记》赵翼之说出,学史者多信之不疑,至今仍不免。近读两史,以为对它们的评价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敢一抒管见于次。一《四库全书总目》评《辽史》说:“…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史右诎,痕迹灼然。…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纪盷还指摘《辽史》撰写,所据文献不足,又考证欠详等等。赵翼《甘二史·札记》则云:“辽史最简     

关于《廿二史札记》作者问题

一李慈铭是清朝咸、同年间一位知名学者。他涉猎甚广,亦不乏卓识。咸丰辛酉 (1861)三月,在第三次阅读赵翼《廿二史札记》时,他曾写下了一条颇为著名、屡屡被人称道与引用的《题记》: “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听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粱稷也。其书以议论为主,又专取各史本书,相为援证,不旁及他书,盖不以考核见长,与同时嘉定钱氏《廿二史     

关于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的几个问题

关于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的几个问题张先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武后之忍》条写道：＂古来无道之君，好杀者有石虎、苻生、齐明帝、北齐文宣帝、金海陵炀王，其英主好杀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唐武后之忍者也。＂《新唐书·高宗本纪》赞称：＂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战杀殆尽...     

《十七史商榷》校史得失例测——兼略议廿四史校点本的漏校现象

清代学者王鸣盛曾遍校十七史,今初步统计,其《十七史商榷》保留的校例约有千条之多.笔者为此曾探讨过《商榷》中校勘系统的整体结构问题.但接下来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大量的校例,其具体得失究竟如何呢?由于材料和技术的原因,这很难予以精确的回答.但在建国后的正史校点活动中,《商榷》曾是参考书之一,因此本文的例测即以《商榷》跟校点本对照,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举例对《商榷》校史的得失作一简略的分析评议.     

《宋书》的直笔与曲笔

赵翼《陔余丛考》卷六“《宋书》书法”条称:“《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中又说道:“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赵氏观点为后人采用,影响至今。正因如此,继乾嘉之后,对《宋书》的研究多重文字或内容之考证、校补,1949年前影响较大的数篇研究专文即是①。1949年以后的研究,…     

评赵翼论《南史》与南朝四史之比较

梁沈约著《宋书》100卷、萧子显著《南齐书》60卷（今存59卷）、唐姚思廉著《梁书》56卷与《陈书》36卷,以及李延寿著《南史》80卷,是记述南朝史事的5部“正史”。由于宋、齐、梁、陈四史成书在先,《南史》在其基础上撰述于后,故其间颇多增删、歧异之处。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不同史家对于史事之认识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历史编纂上的迥异。而其中长短是非,对于人们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南朝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学者在以《南史》与宋、齐、梁、陈四史作比较研究,以《北史》与魏、齐、周、隋四史作比较研究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常州籍史家赵翼《陔余丛考》卷6至卷9,就这两个问题作了广泛的考察。其后,他在《廿二史札记》卷10至卷15中,各以3卷的篇幅阐述了“宋、齐、梁、陈书并《南史》”、“魏、齐、周、隋书并《北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3至卷68,亦以十几卷的篇幅考察了“《南史》合宋、齐、梁、陈     

东汉明帝增置郡国数目辨正

<正> 《续汉书·郡国志》云明帝置郡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四以之为是,并指为永昌郡。今考之《后汉书》纪传部分记载,除永昌郡外,明帝时尚置有广平和阜陵二国。广平国,据《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和《孝明八王列传》,明帝     

史注名著三种

一、裴松之《三国志注》史注出现于汉代,有记载者,如延笃《史记音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贾逵《春秋外传国语解诂》、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等,不幸的是,这类典籍均已亡佚,但从其史注名称推测,可知这类史注多以解释文字、考订制度为主。然而,宋裴松之所作《三国志注》则不同于以前的史注,独具一格。《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六十五卷外,尚有《叙录》一卷,惜《叙录》失传,所以,对裴松之作注的宗旨的了解,只能通过《上〈三国志注〉表》及其具体内容认真体味了。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避览之苑囿,近史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据《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载,裴松之收集三国史料     

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与钱大听、王鸣盛齐名,同被视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甘二史札记》也与《甘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同样,被推为考据史学的代表作。但事实上,赵翼的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考据,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首先,赵翼治史详今略占。《甘一二史札记｝）是赵翼史学的代表作品,以三十六卷（不计补遗一卷）的篇幅对自《史记》以下二一一卜四部正史均加以评论,我们统计一下各书所占卷数如下：前四史六卷,南朝五史四卷,北朝五史三卷,两《唐书》…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