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清时期香港在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

晚清时期,沪港两埠虽权属性质有别,但同为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也是头等重要的贸易型城市,两埠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香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中转功能,成为上海口岸第三大或第二大洋货进口间接中转地或直接供货地。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中转功能则稍逊一筹,只是上海口岸第四大或第五大土货直接出口地或间接中转地。此外,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运的小宗特产品贸易非常兴盛。沪港两埠贸易联系的增强,促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从早期的“三角贸易形态”向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转变,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收支滚动平衡。     

《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问世

正谭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64.1万字,89元《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的最终成果。本书以大量档案资料和文献史料为基础,通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具体分析战时大后方交通运输布局、城市分布、工业分布、贸易路线变迁等问题,全面展示了战时后方交通及交通影响下后方经济的地理学特征,是对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该书分     

杜月笙的晚年

抗日战争初期,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笼络,化装逃离上海到达香港.蒋介石委任杜月笙统一指挥“孤岛时期”上海的抗日活动.一时间杜成了凌驾于“军统”、“中统”之上的“统统”.这期间杜指挥他留在上海“孤岛”的帮会力量协助“中统”、“军统”与日、伪势力对抗了一时,搞了些暗杀汉奸的活动.香港沦陷后,杜月笙逃到重庆,协助孔祥熙和戴笠合伙搞了个“通济公司”,即与日本方面做生意,贩运大后方缺乏的棉花     

沈尹默在重庆的抗战岁月

抗战爆发后,"孤岛"上海敌特横行,风声日紧.因不愿替日本人做事,时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沈尹默结束该委员会的工作,穿着女友褚保权亲手缝制的棉大袍,随身携带一个柳条箱,于1939年5月,乘江轮西上重庆,开启了在大后方整整7年的抗战岁月.     

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11--1941．12)

抗战前期,香港起到了中国争取外援和进行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虽自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仍广泛地拓展了与珠江口东西两翼的扇状贸易运输网络,开辟了通过越南与中国内地的曲线贸易,并继续保持着与上海“孤岛”及华北重要通商口岸的联系。作为远东最大的自由转口港,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内,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了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     

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

近代“茅台酒”品牌的演进与各时期的市场变迁及政商网络密切相关。北洋时期,茅台酒受到贵州军政高层的青睐,并参加物产博览会获奖,成为贵州名产。抗战爆发后,公教人员的大量内迁与后方贸易的封锁,改变了名酒消费的格局。茅台酒借助经营者的交际网跻身大后方市场,并形成特定名号的独立品牌。战后,茅台酒经营者通过其商业网,在国内各大城市建立代销体系,茅台酒获得更大的销售市场,进而成长为全国名酒。茅台酒的历史揭示出战争、市场及政商网络对商业品牌的形塑,也为近代经济活动中特定市场客体的演化逻辑提供了某种解释。     

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起了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这次食盐运销活动基本上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以及军政机关供给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

近代中国茶埠群生成条件具有多样性,茶源丰富、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是主要因素。茶埠群经历了发展、兴盛、衰落阶段,体现出鲜明时代特点。茶埠群以产区茶埠为代表,营茶群体主要有洋行、茶号、茶栈,它们之间有联系也有矛盾。茶埠群对传统茶埠有延续,也有流转与差异。茶埠群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自然地理和经贸地理配置的产物,满足了中国内生性出口需求,推动了世界茶叶市场发展,对中国茶叶经济及地域经济有拉动作用。     

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

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科技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特殊的、重要的辉煌篇章,它对于战时大后方的工业乃至整个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争取抗战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战时大后方工业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战时大后方所在的中国...     

蒋介石永别大上海

上海,这座20世纪的东南巨埠．国民党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风云人物,并赖为经济支柱,维持了22年统治。三大战役落幕,国共大决战胜负最后分晓,蒋介石无可奈何告别大上海,飘零人海。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李学通目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这一专题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研究地位还很不相称,因此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大后方经济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认识。我就几个问...     

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

地理大发现后,以塞法尔迪人为主的港口犹太人通过广阔经济联系形成的贸易网络参与到新兴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18世纪,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的港口犹太人在国际贸易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其活跃范围包括欧洲、地中海、美洲、西非乃至印度洋等地区,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主要从事与殖民地有关的贸易活动,尤其是奴隶、蔗糖、烟草、钻石贸易等。作为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的中坚力量,港口犹太人通过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反过来又为犹太民族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与经济机会。     

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

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这个特殊的战略地位,铸就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对外商业贸易的繁荣.本文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商人从事的滇藏川跨省贸易及中印、中缅等跨国民间商贸的具体经营活动,以及云南商人为抗战捐资献物、勘探中印公路线路等活动做出的支持.这些内容,同样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也是认识大后方社会经济变动情况的一个窗口.研究表明,云南民间自发组织进行的对外贸易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云南地方商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自身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做出了支持和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

本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大后方内河航运业的措施、特点、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章认为抗战爆发后,出于加强大后方运输力量和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目的,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发展大后方内河航运业,使得战时大后方内河航运建设在航线的开辟、轮木船的制造修理以及港口的建设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前方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但由于航运运价过低和管理不当等原因,大后方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又相当有限。     

辗转万里求学记

"孤岛"陷落,立志求学大后方我的老家在上海浦东张江镇,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市内法租界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开了一间中医诊所行医,我自小便住在那儿,并一直在租界     

国内区域贸易、国际贸易与国家竞争力

大国国内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替代的关系;二是国内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国内区域贸易能提升大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

抗战爆发后,一般大学均迁移内地。然而,由于上海地区租界的存在,抗战初期驻沪高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各种渠道对留守上海高校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孤岛"内行使教育主权。不过,由于"孤岛"环境所限,教育部的政令往往难以真正贯彻。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之间的关系更显脆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的沟通基本断绝,各大学由于性质不同,面对汪伪政府要求注册立案的压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

我国近代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病逝上海。十个月以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热血沸腾的中华爱国儿女记住鲁迅先生“以牙还牙”、“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遗训，发扬韧性战斗的精神，慷慨高歌走上民族解放战场。1937年11月，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安葬先生遗骨的万国公墓，从此在荒林枯草中度过八年冷清的岁月。在延安和大后方，甚至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每年10月都举行纪念活动，而在上海，除了“孤岛”时期的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纪念文章以外，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只能将深沉的缅怀与崇敬埋藏在心底，人们分明地感到鲁迅…     

国民党何时确立西南为战略大后方

所谓建设“西南大后方”,是指国民党把川、康、滇、黔、桂等省作为抗战的政治、经济后方基地的战略行动。国民党到底何时确定西南为对日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涉及到对抗战前后国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的评价问题。台湾方面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早在1935年初就制定了“建设西南大后方”,“向国内退军”,进行持久消耗战的秘密计划”。这一观点,也为大陆某些学者所接受。我认为,考察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另外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先以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货物等方式来获得法币,然后再到上海法币外汇市场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是将从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以高价诱购物责的方式驱逐到大后方,待此项法币用尽后,又设法换取法币,并随时用以抢购大后方物资。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日本虽在抗战前期套购了大量法币外汇,在抗战后期诱购了大批大后方物资,它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