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刘雯索氏是汉晋隋唐时期敦煌大族之一。《索氏谱》名闻域内。①《续敦煌实录》收入索氏四十四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敦煌文书可知敦煌地区有索氏家族聚居的村庄索家庄。该家族在汉晋时期势力很大,已为人熟知;进入隋唐,尤其是吐蕃及归...     

灭族疑云——考桓玄篡晋立楚失败后桓氏家族的留存状况

龙亢桓氏是汉晋之际颇具影响的氏族,从东汉桓荣起桓氏家族几经起伏,最终因桓玄篡晋立楚之败,而在史书中留下灭族的记载。据前贤所做谱系,遍寻史籍以求桓氏成员的死亡记录,得以修订些许错误。同时,就桓诞在桓氏家族中的地位做了考辨。最终得出所谓族灭,大抵上是指清除本族知名人物,并非指在肉体上消灭了所有桓氏家族的成员。这样的清算过后,即使有族人躲过此劫,桓氏家族也再无回天之力。     

南方地区汉晋罍形罐研究

南方浙东、皖南以及长江中游是汉晋罍形罐分布的主要地区,以浙东地区的谱系最为完整,约可分出三期,存在着由浙东地区向皖南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汉晋罍形罐与古代越人的文化因素有关,其对外传播发展亦与汉晋越人的地区迁徙相一致;孙吴时期是汉晋罍形罐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汉晋敦煌大族略论

汉晋时期是敦煌大族形成并发展到鼎盛的阶段,对此一时期的敦煌地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到汉末魏晋时期涌现出许多在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本文经过研究认为：西汉后期,一些中原汉族家族如索、曹、张、汜、令狐等氏,由于犯罪、避祸或拓边、征战等原因,西徙敦煌并定居于此。东汉前期,他们通过立功西域等途径,出任官职,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东汉后期,他们从武力军功转而崇尚儒学文化,以经学传家,并以通经致仕,为官作宦,进而使其家族发展成为儒家世族。到魏及西晋,这些家族的人物精通经纬,驰名海内,其学术文化领先于全国水平。而宋、阴二氏大约也在此时通过武力崛起,侪身于敦煌大族之列。     

政局演进与唐宋士族转型的经济元素

正中国传统社会中,门阀士族和赵宋以降的家族、宗族,是构成"历史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促进深入了解传统中国,意义重大。宋朝社会的历史特性,士人家族的发展演进,有别于汉晋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着眼于皇权社会控制、士族自身的发展演进、士族对于皇权治理举措的迎拒互动,相比于晋唐和明清,宋朝士人家族问题的研究如果更加注重其间的政局变动、经济元素,自问题意识之建构和研究方法之创新入手,或可稍改当下被视为已"走入瓶颈"的研究现状,在"告别家族史研究"之后,重开新局。     

椒芳春秋

汉晋之际,宫闱闺阁等上流社会椒风盛行,育椒、用椒、咏椒等成为风雅、高贵的文化表征。本文管窥蠡测,对汉晋以降围绕椒芳的文化现象作一简要论述。     

论古灵宝经的报应观

古灵宝经报应观是对汉晋以来道教教义思想的重大发展。"元始旧经"与"新经"都在直接吸收和充分运用来自佛教的个人受报思想时,始终坚持中国本土传统家族报应立场,都强调和重视对家族祖先的救度。因此,两者的报应观是完全相同的。在"新经"与"元始旧经"之间,并不真正存在一种由报应观念的先后演变所形成的历史线索。也不能将其作为判断"新经"必定作成于"元始旧经"之前的内证。古灵宝经所确立的个人受报与家族受报混融并存的报应观,对其后道教教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研究

东晋建康兽面瓦当来源于西晋,其源头当在中原洛阳地区新莽时期的壁画兽面。汉晋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使用经历了从地下墓葬到地面建筑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汉晋墓葬制度的区域变化有关,其根源在于早期道教的发展。     

试从考古发现探寻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

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初设时范围很大,包括今梧州和封开县,到隋代,在原广信县地分设苍梧、封川两县,原广信县治究竟在苍梧一方还是在封川一方,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唐初章怀太子李贤、中唐的杜佑认为汉晋广信县城在今广西梧州市区内,但宋代又有了新说,乐史《太平寰宇记》认为是在封川(今封开县),至于以后的地方志中,有的说广信在梧州,有的说在封开。本文根据梧州的考古发现,从汉晋墓葬的分布状况,认为汉晋广信县治在今梧州市区内,即桂江与浔江汇合的河口,白云山西南麓,应是没有问题的。     

北魏皇甫驎墓志与安定皇甫氏家族

清咸丰年间出土于陕西鄠县的皇甫墓志,反映了北魏安定皇甫氏家族的际遇和发展。志文记录志主的仕宦履历,对于了解其家世门第和人生轨迹极具参考价值。安定皇甫氏本为汉晋关中著姓,但在北魏中前期渐趋沉沦,跌至寒士次等门第的层位,本文通过皇甫的仕途艰辛和晋升经历,论证了秀才出身在当时是寒素改换门庭的有效途径。这一方式是后世科举制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进社会流动之功用。     

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邺城发生了一起惨祸,成都王司马颖无情地残害了求仕中原的南人代表陆机、陆云、陆耽兄弟,同时遇害的还有陆机之子陆蔚、陆夏等,南士孙拯等也受牵连而死,作为汉晋之际江东大族“首望”的陆氏家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时人孙惠便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减,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     

钟祥罗山遗址调查简报

2006年12月,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与钟祥市博物馆合作,对位处钟祥汉西地区的罗山遗址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发现这是一处保存较好的东周时期遗址,具体年代约为春秋中晚期至汉晋,战国遗物较多见。结合文献分析,我们认为该遗址可能为春秋中期南迁的古都国、汉晋都县所在。     

论汉晋时期一类方形扁壶

汉晋时期有一类特殊的方形扁壶,属于酒器"榼"的一种,画像石材料显示了其使用较为广泛。通过对其形制、材质、流行时间、分布地域的排比分析,可以认为,汉晋陶瓷质方形扁壶可能是仿制西汉时期南方地区的木质漆器扁壶而来,后者肇始因素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南方漆器的某些形制特征。     

汉晋下隽县地望辨

汉晋下隽县地望辨张伟然汉晋下隽①故城的地望,自来学者多认为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卞鸿翔先生在《汉晋下隽县地望考》一文②（以下简称考文）中提出：汉代的下隽县治在今湖南岳阳的新墙河口,直到西晋太康元年才迁治今湖北崇阳。此文牵涉到不少资料的地望定位,自称“使我...     

孝思与神仙：云峰诸山北朝题刻的形成

天柱、云峰、大基三山的北魏郑道昭题刻,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表达孝思的碑铭和意味着修仙的石室,天柱山和云峰山均对应出现,在神仙之游和逝者纪念之间建立了联结。在任职地复刻父亲墓前之碑,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可能与郑羲死后的谥号贬字和家族名誉有关。云峰山题刻的九仙世界和大基山营造的修道空间,则延续了汉晋以来传统的神仙世界想象和修仙观念,不同于江南流行的神仙洞天和山中道馆。五十年后郑述祖故地重游,强化了三山题刻的情感意义,使之成为叠加性的纪念景观。     

论两汉四灵的源流

本文分四节讨论两汉四灵的源流问题。全文包含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分析四灵组合的实物形象最早出现于汉初的过程和原因;第二部分归纳两汉时期不同地区四灵演变的特点;第三部分简要交待汉晋之际四灵的去向问题。     

阴平道初探

<正> 阴平道是汉晋时阴平郡境内之陇蜀通道。这里山高谷深,原始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为蜀道中至为艰险的一条,至今尚鲜有研究、考察者。但历史上本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原则,行此险地而取得成功者,代不乏人。较早且最著名者,首推     

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三尊重”原则

<正>近十几年来,民间文书档案的发现越来越多,它们都存在十分紧迫的整理问题。徽州文书的发现算是民间文书中比较早的类型,20世纪50年代就已发现有十余万份,曾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2000年时,据周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揭牌

敦煌遗书、汉晋简牍、安阳甲骨和大内档案被称为上个世纪初的四大发现,由此而兴起的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等三大新兴学科成为世界性显学。     

徽州文书中的几份卖身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徽州文书的大量面世,被称作继有字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清朝大内档案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