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1907-1911)

1907年至1911年清政府与荷兰就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问题再次展开谈判。在谈判中,荷方强硬地将设领和华侨国籍问题捆绑在一起,因而,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中荷双方都加快有关国籍法律制定的步伐,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因之而加速颁行。以陆征祥为代表的中方对有关国际私法欠缺应有的认知,与此相关,对中国的根本利益的定位发生偏差,进而影响了谈判策略的设计。陆征祥起初主张中方既取得设领权利,又依据血统主义维持对荷印华侨的属人主权,并抵制、反对荷兰依据出生地主义制定相关国籍法律。然而中方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没有有效的手段逼使荷方让步。经过近四年漫长的谈判,中荷签订《和兰中国关于和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中国得以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而在华侨国籍问题上,中方完全屈服于荷方的立场,荷兰得以将出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收纳为臣民。     

近代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的法制化进程

以近代中国政府先后颁布的国籍法为纵向坐标,通过对国籍法颁布前后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的不同状况进行对照,分析了近代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经历的逐步法制化的过程。得出结论,国籍法颁布前,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时无法可依、随机处理,在此类的外交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国籍法颁布后,中国政府依据成文的国籍法和相关的国际惯例来处理华侨的国籍问题,在此类交涉中占据了比较有利和主动的位置。     

民初泗水华侨交涉案研究

在收集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有关档案的基础上,描述了民国时期荷属东印度泗水地区华侨升旗案的发生和交涉过程;分析了其给海外华侨对中国认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发展变化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并总结了本涉侨案件的三点历史意义。     

八十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一移民和归化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1975年4月11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发布了第270号总统命令书，12月3日发布了总统第836号政令，1976年12月29日又公布了第491号命令书以修正270号命令书，①放宽了入籍的资格，简化了申请手续，为华侨成批加人菲律宾国籍打开了方便之门，积极鼓励华侨归化。上述三项法令的有效实施，加速了华侨入籍成为菲律宾公民的进程。据统计，在1975年至1986年期间，约有20万华侨加入了菲律宾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在1988年初只剩下98625人。②阿基诺总统自1986年2月执政后，先是对马科斯时期成批华侨入籍的做法持…     

声援、动员、维权——从1930年“萧信庵案”看华侨的民族主义诉求

论文概述了萧信庵被辱事件的经过以及印尼侨胞的声援,国内侨界对“萧案”的舆论宣传和推动国民政府外交交涉;分析了“萧案”背后的华侨民族主义诉求。1930年萧信庵被辱事件,因涉及华侨权益和国家尊严而备受关注。在这一事件中,侨界群体以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推动案件进展,最终使之发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不论是“萧案”的舆论发酵,还是“反荷运动”的发起,或是赴京请愿的义举,都无不透露出华侨群体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凝聚社会各界资源,敦促国民政府践行积极外交政策,从而为印尼华侨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华侨群体对“萧案”的积极介入,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反帝爱国和就地图存的双重性质。     

华侨资本对台湾投资的发展与趋势

台湾通常把外资区分为华侨投资（华侨资本）和外国人投资（外国人资本）,合称侨外资。所谓“华侨”,虽然条例曾规定是指具有中国国籍而侨居中国领域以外的人,但实际执行上并不太拘泥于国籍,可以说,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汉人）都可视为华侨而不管其国籍为何。香港与...     

略论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经济模式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外华侨为求发展放弃了原国籍转而加入了侨居国国籍，成为华人，华侨经济也由此变为华人经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华侨经济向华人经济转变过程的完成，海外华人经济逐渐成为居住国...     

略论华侨华人问题的法学角度研究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历来集中于历史学与经济学方面,相对说来,从法学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在学术界尚属罕见。然而,基于以下若干问题的认识,我们认为,华侨华人问题的法学角度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一）华侨华人的现实问题涉及法律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法学方面的研究。华侨华人一开始便是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华人则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国籍人。对于华侨问题,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多。现代国际法认为：基于属人优先权原则,华侨要受到国籍国即中华人民共…     

略论中国血统主义的历史作用

在近代史上,血统主义曾经是中国政府确认海外华侨国籍所依据的一项根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对于维系海外华侨同祖国的联系,发扬华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各地华侨社会的团结,都起过重要的作用。相反,华侨居住国的政府在确认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的国籍时, 一般不是采用血统主义,而是采用出生地主     

《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

论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政府制定国籍法的动机和《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制定过程做了进一步探究。研究显示,清政府制定国籍法,是顺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多重动机。解决荷印华侨国籍问题,可谓是清末国籍法诞生的催化剂。在国籍法制定过程中,清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最终完成法条的制定工作非常仓促。修订法律馆最先拟成国籍条例草案说帖,而后完成《国籍条例草案》。草案经宪政编查馆审核、修改,最后定稿为《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东方杂志》等报刊刊载的《中国国籍法草案》不是《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应为《国籍条例草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应为会签本,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则为上奏本。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民初华侨回国参政

民国初年 ,经过激烈的讨论 ,海外华侨在中国取得了参政权 ,华侨在民国政府中从此具有自己的正式代表。华侨回国参政制度的产生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华侨的国民身份 ,现代意义的、以中国国籍为特征的华侨正式产生。民初有关华侨回国参政的讨论 ,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国民等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推广 ,华侨对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走世界华人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兼论印度西亚华人落地生根问题

中国人移居海外有上千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认同于中国,保留中国国籍。这是由于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愿当外国公民。他们到海外谋生是由于环境所迫,一般只作暂居的打算,一旦稍有积蓄,即在家乡娶妻生子,广置田产,然后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加以当时华侨众多的东南亚各国多实行双重国籍政策,华侨不加入当地国籍不影响其生存;中国政府当时则实行血统主义的国籍政策。这样,多数     

晚清国籍立法动因新探

论文探讨了晚清双重国籍问题的形成、影响,地方政府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努力,以及晚清国籍立法对当代侨务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在晚清国籍法研究方面,学界多认为《大清国籍条例》是清政府为抵制爪哇当局强逼华侨加入荷兰国籍而仓促制订。事实上,爪哇华侨国籍问题只是晚清国籍立法的导火索,通过立法解决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人管辖权争议才是立法的根本动因。国内国籍法意识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中央国籍立法的推动,构成晚清国籍立法的内在动力。为了有效解决国籍冲突,尤其是国内涉侨纠纷,以闽粤等华侨华人主要来源地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率先在法律实践中进行探索,通过制定地方法规规范涉侨案件审理,并积极推动中央国籍法立法进程。国籍法研究应该坚持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并重,在注重外部世界冲击作用的同时,探究国内地方力量推动立法的具体路径与模式。     

周恩来与缅甸华侨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周恩来曾九次访问缅甸,在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思想,从国籍选择到解决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婚姻等方面问题,均围绕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历史证明,这些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     

“华侨”与“华人”的称呼是科学的概念

1994年底,在香港举行的一次海外华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错误使用‘华侨’及‘华人’的称呼,在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中,造成负面的影响,也不利于海外华人在居住国的发展及生存”。①对于这一议论,我认为不仅是一个称呼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华侨华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澄清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必须把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三者的概念区别开来对华侨与华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在5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作出科学界定。何谓华侨？华侨是我国居留在国外的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侨民（已加入当地国籍的人不能…     

变异与继承──谈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的发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莫过于90％以上的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当地化。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正式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自愿参加当地国籍,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作贡献。①这对于从华侨到华人的政治认同的转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华人政治身份的改变无疑有力地加速了华人的当地化进程。融入当地社会已成为现代海外华人发展的主流。东南亚华人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的企业集团,但这种经济已不属于侨民经济的范畴,而是当地经济不可分…     

试论日本华侨学校的法律地位及其所带来的问题

作为日本华侨社会的主要教育设施,华侨学校不仅为华侨子弟的教育做出了贡献,也为整个华侨社会的统合和稳定发展以及中日文化的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华侨学校具有持日本国籍的学生增多、学生总体趋向多元化,毕业生去向以升人日本学校为主流,以民族教育和升学教育为两大教学目标及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观念等特点。但由于华侨学校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法律地位,故在学生入学、升学及学校财政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华侨学校教育活动的实施。     

论华人文化的适应、传承与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居在外国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他们坚持落叶归根的观念,在居留国执著地弘扬中华文化。当时,多数居留国对华侨实行较宽松的政策,因而支撑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社团、学校和报刊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侨文化得以发展和...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